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在1988年，在那个时候正是六四的前夜，很多中国人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同在亚洲、有类似文化传统的日本，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还能保持足够的清正廉洁，而中国虽然只进行了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但是中共的整个权力机构却已经腐败如斯。西方社会找到了一个多党执政、三权分立的办法，约束某个政党（特殊的利益集团），使他不能利用政府这个利刃来肆意宰割百姓，而日本的自民党执政二十多年，一党独大，却也没有走向极端。是一个什么样力量在背后约束着它呢？

在日本居住了半年之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地震。初到日本的人一定会惊愕于日本频繁的地震，当时我就想，虽然日本国土狭长、资源匮乏，但是发达的经济、丰富的商品供应已经使人们很难直接感受到这些因素的约束，只有地震在时时提醒着人们，危机就在眼前。这种危机感使人们能够约束自己，使社会不致走向极端。但是，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无论怎么看上去，这似乎都还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在这之后的近二十年间，我在中国经历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溃决。当我又一次旅居日本的时候，我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如果一直生活在一个荒蛮、原始的社会中，将无从知晓社会礼仪、道德为何物，而生活在一个礼仪、道德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可能会把这种礼仪、道德看作是如同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存在的东西，也很难体会到这些对于人类社会来讲是如何的难得和珍贵。只有经历了它的快速崩溃，而又在一个相邻的地方看到了它，才能体会到它的作用和弥足珍贵。

中共执政的近六十年，最下力气做的一件事情是摧毁中国传统的礼制和道德。虽然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经在以礼治国，但是到了今天，礼治的概念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中被连根拔除，人们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礼制尚能治国。我可以用我经历的两件很小的事情来说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变化。大约在1991年前后，我与同事出差，在一些偏僻的地区没有出租车，需要临时搭乘当地居民的车辆。当时我们决定送给司机一些小礼物作为搭车的酬谢。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礼物应当是在搭车之后送出，这表示了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把对方当成君子，在搭车之前送礼物，对方同意我们搭车，就可能被看作是贪图礼物，而非助人之义士君子。

我当时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很自然的选择在搭车之后赠送礼物。这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还能记得这件事情源于当时一个同事的一句话：既然已经搭过车了，为什么还要给他礼物呢？

这么一句看似很普通、简单的话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在于这个同事随后向我做出的解释。如果要给礼物，也应当在搭车之前给，这就如同支付报酬一样，即使这个驾车人当时可能不太愿意让我们搭车，因为有这个报酬也会改变主意，这样这个礼物才有实际意义。而在搭车之后，我们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这个驾车人，他是否在意我们给礼物，对于我们毫无意义。非常实用、明确的利益判断，只是其中看不到一点在中国演绎了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的影子。

这个同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共党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各级官员中，几乎百分之百的都具有这种不考虑一点信义因素，纯粹利益判断的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在中共的体制中，获取更高的职位和利益。这种彻底的利益判断受到提倡，大行其道，正所谓“闷声发大财”，而传统的义礼信却受到了中共从各个方面反复的批判。一个国家、民族中民众的道义观念，不仅没有被提倡，而是被反复的批判、压制，甚至是残酷的镇压，古往今来，寥寥数家。

前几年日本毒大米事件轰动一时，相比之中国一些五毛煽动下的“爱国者”毫无道义的喧嚣，日本一位经营中国大米的老板引咎自裁的报导，使我被一种道义力量所震撼。这个老板的举动可以说纯粹基于道义。这种纯粹的道义判断正是维持一个社会均衡稳定的终极力量，也是一个民族的魂魄。

比较中国已经被压制到极点的伦理、道义，它完全是与权贵阶层的极度腐败相辅相成的。也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维持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几十年间就被破坏得如此厉害，更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体系的来之不易，维持它的艰难。实际上中国当今伦理道德的崩溃，即将导致全社会的崩溃。这一点从我知道的另外一件小事上已经露出端倪。

小女数年前刚上学，有一天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的一个同学在教室里只有她们两人的时候借用了她的文具，当她索还的时候，她的这位同学说：谁能证明我借了你的文具呢？听到这句话比听到吾女被抢劫更让我吃惊。一个小小孩童，就能如此毫无信义，如此行为若要延伸至整个社会，那商品交换、财产所有都将荡然无存。一个人时刻都得证明自己所有之物归自己所有，那这个社会还能存在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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