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事件？

曹长青：乌坎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它不是单独、偶然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主要是政府及官员借经济改革、发展的机会，瓜分农民土地，包括在城市强行拆迁等，构成了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和中共之间的对立冲突更加严重。

这次乌坎事件主要涉及土地问题。官员勾结商人想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行把土地变卖占有。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没有了活命的根基。

广东乌坎的农民为什么强烈反应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相当深远的背景。就土地问题，共产党和农民之间，至少有过三次较大的来回：

第一次是在国共内战时，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欺骗农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出于感谢之心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这样共产党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农村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要回去了。共产党是再次欺骗了农民：你把土地交给国家，农村合作化有利于大家。虽然农民不情愿，但在欺骗宣传（及高压）下，他们也期待憧憬日子可能更好，结果分到手的土地又都被共产党收走了。共产党的两次土地政策，农民当然都是受害者、受骗者。

第三次是毛死后中国经济改革，实行联产承包等，很多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里。但这次共产党又以所谓发展经济来大规模征收农业用地，把土地变卖和占有。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和中间商等勾结，谋取暴利。

但这次跟以往不同了，农民不干了。你用什么合作开发，建设工厂，对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等理由，都骗不住农民了。现在不仅在广东陆丰乌坎，其它很多地方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共同的现象是，共产党甜言蜜语的欺骗，不再起效果了。

前些年也有农民不买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反抗，但在共产党统治下，谁敢起来反抗就被镇压，所以更多是敢怒不敢行动。但这次农民起来反抗了。中共有二百多万军队，乌坎的村民才一万三千多，一般认为这是以卵击石；但乌坎村的人民就敢于站起来，这是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标志！

记者：有海外媒体报导，目前有1.3万人的乌坎村，堪称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个由地方维权事件演变成官方撤离、由民选代表临时维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单位。有大陆民主人士把乌坎村的抗议称为乌坎村“起义”。请问您是怎么认为的？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农民从过去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欺骗中开始觉醒，不再上当。这次不管当局怎样强调征用土地给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农民都不为所动了。

第二，农民不再那么恐惧当局的高压，而是勇敢起来抗争。共产党的镇压当然仍是严酷的。例如村民选出的“村代表”薛锦波，就明显很可能是被当局杀害了。因为怎么可能被当局抓走后两天就死了呢？他女儿接受采访时讲，她的家人看到的父亲尸体遍体鳞伤，很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共产党的镇压这么强烈，要杀一儆百。但是乌坎的农民被杀了“一”，成百上千的人并没有被吓住，反而起来反抗了，为遇难的村代表开了大型追悼会。甚至把共产党的村干部、派出所警察、党的书记等官员，全部都赶出了村子；而自己选出委员会，自我管理，成为小型的“自治政府”。

第三，乌坎村的自治，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人能够自己选举，可以自治！乌坎村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有一万三千多村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成功地举行选举，进行自治，而且从外国记者发的报导来看，还自我管理得很好，整个村子秩序井然。这等于告诉世界：中国人可以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自治政府来自我管理。没有共产党的强行领导，人民可以活得更好！这个信号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记者：另据海外媒体报导：目前乌坎村外围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使村民的粮食吃光。并对村民进行断电、干扰网络而试图阻止消息传出。还有消息说，中共正在向乌坎村调集大量部队。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还没有结束，但这个事件起码已传递了上述这三个清晰的信号。下一步会怎样？是屈服、投降，还是中共镇压？还是双方妥协谈判？但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方式，都会削弱中共的统治，重创共产党的形象。

如果共产党让步，不敢大规模镇压，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也就是用以往的方式，惩罚下面的贪官，包括造成村代表死亡的官员责任等，软调子处理。但这个会对其它地方的村民具有鼓舞作用——只要你抗争，是可以获得一定成果的。

另一个方式是共产党调军队镇压，大规模流血。那将会成为2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后的又一场屠杀，因为这不是几个人，是一万三千人。这会震惊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当年天安门事件所以被国际报导，因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在北京，是去采访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今天乌坎村也已经进去了一些西方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英国记者，以及香港记者等等。这些记者可以现场目击和拍摄传递出来屠杀的现状。这也是中共投鼠忌器、要考虑敢不敢采取天安门坦克镇压的方式。一旦镇压，这个画面会告诉世界，经过20多年，中共政权和天安门事件时是一样残暴的。也等于告诉其它地方的村民，包括城里的工人、知识份子等，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邪恶集团。

所以，我觉得不管它是哪一种方式，最后都会向中国人传递一个重要的启迪意义的信号：就是当地乌坎村民可以做到，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可以反抗，可以选举，可以自治。

另外一个跟当年的不同是，现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脸书、推特等等，这些都导致信息不会被完全封锁住了。网络和手机等信息的流通，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乌坎的国际报导再传到中国内地，这个信息的反馈流动，跟当年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人现在可以被吓住。

乌坎村开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追悼遇难的村代表。这个追悼会的方式等于空前地、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全村人的情绪。那个全场哭成一团的场面，等于教育了每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追悼会，经历村代表被残暴打死的村民激愤，再加上村里党干部全被赶走，没有了官员和警察等，村民自己形成的真实声音占了上风，再加有外国记者在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村民有鼓励作用，他们觉得有一定的安全，因为他们的情况外界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乌坎村的抗争会坚持一段。它对全国各地的鼓舞作用、激励作用、信号作用等，都是相当强烈的。

记者：有报导指出，乌坎村民众的反抗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的统治。

曹长青：乌坎事件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中国人完全不像共产党御用文人说的，不可以选举，什么文化水平低、国家底子薄、文盲多等等。乌坎村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没有天下大乱，反而人民自由选举，可以自治，而且管理得很好！

乌坎不是北京、天津，也不是上海、深圳，它不是那种所谓文化水平高、文盲少的大城市，它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就这样一个渔村，这里的农民都可以投票选举，自治自理，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不可以？它更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所以，乌坎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质问：到底我们要一个乌坎式的人民自治，还是要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专制？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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