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有的人來說，道德約束是無形的，因而似乎是最弱的；但實際上是最強的。任何人都不會去作他認爲是羞恥的事情，卻有可能去作法律禁止的事情。道德是人的自我約束，法律是人的外在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道德強於法律。不同的民族在道德倫理方面雖然存在差異，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任何民族都會有這樣的道德的最低標準，即：一個人起碼不應該損害別人。偷別人的東西、搶別人的東西是羞恥的事情，欺騙別人是羞恥的事情，不守信用是羞恥的事情，嫉妒別人進而給別人設置障礙是羞恥的事情。人與人交往中的禮貌，也是在相當長的時間中發展起來的、使人們避免在語言上、舉止上互相沖突的行爲規範。在各民族的發展早期，或在現在較落後的民族中，還大量存在著在我們看來不道德的行爲，這是因爲人們之間的交往時間還不夠長，還不足以形成一套較成熟的道德規範。但在那些已經被稱爲「文明」的民族中又出現了大量的野蠻行爲是爲什麼呢？

怎麼才能使一個視損害別人爲不道德的人去作損害別人的事情呢？同樣，一個生活在「殺人要償命」的法律之下的人，又如何在殺人的時候克服自己的犯罪感呢？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把損害別人以至殺人的行爲描繪成「正義的事業」。假如被損害的或被殺的人是「壞人」，殺和損害不就言之成理了嗎？「壞人」道德敗壞、喪盡天良，簡直就不是「人」，因而不該有人的權利，也不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保護，相反，如果打擊他，以至把他消滅掉，則是爲民除害，辦了件大好事。因此，只要證明所有損害的對象是「壞人」，就有可能消除羞恥感和犯罪感。如果把猶太人看成是惡魔，即使在焚屍爐旁邊，德國小夥子也會無動於衷。對「壞人」的這種態度進而發展爲一種粉飾自己丑惡行爲的技術。當這種技術因各種原因在社會中氾濫的時候，社會就會在對「壞人」的義憤中墮落下去。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中，對人權的侵犯和對人格的侮辱達到了歷史的巔峯。「文化革命」雖然早已過去了，但卻留下了「只要是『壞人』就可以任意侮辱以至殘害」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這已成爲我們民族中許多人的基本心理狀態。

這種心態，在不少作家筆下都有過描述。在《走向混沌》中，作家從維熙講述了他身爲「右派」以及他的「右派」夥伴們的遭遇。當他爲醫院治好他妻子的病而向院長致謝時，「哪知，迎面給我們潑來一盆冷水，使我們的心頓時結了冰，她扳著面孔說：『說實話吧，當時我們不知道張滬是個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麼大力氣去進行搶救！』」他的好朋友在北京街上被一輛小臥車撞死了，肇事司機卻沒有任何責任，只因爲死者是一個右派。下面是他與死者遺孀的對話：

「沙軍違反交通規則了嗎？」──「是汽車闖的紅燈。」

「是什麼單位的汽車？」──「說是公安局的。」

「怎麼處理的？」──「一埋了事！」

「肇事的司機呢？」──「沒聽說給什麼處分。」

「難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說……是……說是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右派朋友們爲死者伸張正義、按法律辦事的要求，最後換來的是一頓斥責和批判。

另一位經歷坎坷的女作家丁玲也有過類似的記載。她在勞改時和一羣年輕的「革命女將」住在一個大屋子裏。她是這樣描述她第一天到那裏的一段經歷的：「我正想睡下去，到農場以後，我早就沒有睡午覺的習慣，但實在太累。可是我還沒有倒下身去，又聽到火牆那邊有人叫了起來：『她怎麼也敢睡覺？！她怎麼能和我們一樣？我們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們休息，她也休息，那怎麼成呢？』另一個人也說：『對，總得有點區別。』於是好幾個人都嚷起來：『對！對！不能一樣！』好幾個從那邊走了過來，逼著我說：『出去，出去！下地幹活去！你也配睡覺！』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腦子膨脹得厲害，心想：怎麼能這樣不講理！」這些女孩子絕非缺乏同情心，只因爲「右派」不是「人」。也有一些角色相反的描述。比較突出的是老鬼的《血色黃昏》。他到內蒙生產建設兵團不久，爲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就和其他一些知青去抄一個老「牧主」的家，不想牧主的狗冒犯了他，他就拿牧主撒氣：

……我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陣亂打。那老頭子雙手捂著腦袋，跪在地上，噢噢慘叫。

「不許叫！」一棍子砸下去。

老頭子仍然叫。

「不許叫」又狠狠打了一下。

老頭子仍然叫。

好個貢哥勒，真是反動透頂，死不改悔！

「我讓你叫！」一口氣給了他十幾棍子。

傴僂的身軀在地上滾動，躲避，然而棍子總是及時而準確地打中他。老頭子徒勞地叫著……

在當時的他看來，牧主不僅應該捱打，而且還沒有叫的權利。後來當他也成了「階級敵人」以後，才對這樣的想法有些反省。在另一部記述兵團生活的書《北大荒風雲錄》中，也有一段類似的心理歷程。在「啊，那眼睛」一文中，作者吳永成講道，當他和他的兵團戰友半夜去抄「階級敵人」(其實就是一個華籍日本人)的家(他們沒有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去看他是否在用收音機偷聽敵臺廣播，但是結果令他失望：「收音機只發出吱吱的電流聲。希望又成泡影。沒有結果，我們便對屋內的所有物件發泄著。當我使勁翻動著一堆破舊連環畫時，忽然覺得芒刺在背(天曉得這時怎麼有了這種感覺！)，轉過身，我發現了一雙眼睛，躲閃在女人身後的一雙眼睛。那目光，滿含著哀怨，惶恐，而這是從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眼中流露出來的！」這個女孩叫中梅。

這雙眼睛使他永遠不能忘懷。「十幾年後，我也有了一個遠比不上中梅漂亮的女孩，每當女兒在我懷中撒嬌，咯咯瘋笑的時候，我眼前都會浮現出中梅的那雙眼睛，那雙美麗而又充滿驚惶迷茫的眼睛……」

「反右」過去了。「文革」過去了。幾乎所有遭到迫害的人都得到了平反。那種任意侵犯人權、侮辱人格的事情漸漸被人淡忘了，我們只是從一些文學作品中還能看到這種事情的記錄。然而，在不少人看來，「反右」和「文革」中發生的事情，主要是一個錯把「好人」當「壞人」的問題，他們仍然認爲，如果確是「壞人」，還是可以沒有限度地加以懲罰的。我記得，在一次與電視劇《渴望》有關的晚會上，扮演劉惠芳的演員唸了一封觀衆來信，信中說，「我希望王滬生出門被車撞死，月娟生孩子難產死掉」，立刻贏得一片熱烈的掌聲。

這也許是句玩笑，但題材太嚴肅了。當大家對他們認爲的羞恥的事加以譴責的時候，他們其實作了一件更爲羞恥的事情。如果說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想到自己而不顧別人不那麼高尚的話，希望別人死掉的念頭至少是不能說出口的。

另一個典型事例是盧剛事件。從盧剛的遺書中，我們發現，他給他所加害的每個人都安上了「罪名」，這樣才「師出有名」。不難看出，這仍然是一種「只要是『壞人』就可以任意懲罰」的心理。正是這種心理，使他拿起了殺人的兇器。對於盧剛事件的討論也很發人深省。無論是同情盧剛的人，還是譴責盧剛的人，其實都多少懷抱著上述心理。絕大多數人對盧剛事件的是非的判斷，主要依賴於對受害者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判斷。支持盧剛的人認爲受害者確有盧剛所說的缺點或罪惡，反對盧剛的人則認爲受害者不僅是無辜的，而且是德才兼備、出類拔萃的。很少有人問這樣的問題，即使受害者們確有盧剛所指責的缺點或罪惡，盧剛的行爲是正當的嗎？一個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應該用更不公正的手段對待別人嗎？一個大的罪惡能用受害者的小罪惡辯護嗎？一個溜鬚拍馬的人應該被殺死嗎？一個壓制不同意見的學閥應該被殺死嗎？一個偏聽偏信的校長應該被殺死嗎？

如果人們經常努力粉飾侵害別人的行爲，這種行爲最後也許就變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情。事實上也確有這樣的情形。在一個不把羞恥當羞恥的社會中，一個人的地位或實力是由他損害或侮辱別人的能力構成的。我們有時也會看到一些人很喜歡欺負殘疾人、或有生理缺陷的人，其心理無非是在炫耀，看我多有本事。當社會中多了一些「右派」或「反革命」時，這些人自然就多了一些顯示自己威力的靶子。在文革初年，造反派打人甚至打死人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這確實是一個把恥辱當光榮的時代。這種風氣至今還殘留著。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人把侮辱別人當作快事，把不尊重別人人格當作自己高人一等的標誌。但是，這種行爲最終只能侮辱自己，貶低自己。不僅因爲任何侮辱別人、不尊重別人的行爲會招致報復，而且這種行爲本身就表明行爲者的道德水準的低下。記得一位老先生曾對我說過，在文革期間，打人(當然被打的不被認爲是「人」)之風盛行，他對他的兒子說，「你不能去打人，因爲打別人就是打自己」。這句話雖然簡單，但含義深刻。它道出了任何文明所包含的倫理道德的本意。如果「只要是『壞人』就打」可以成爲一種文化，任何人最終不免要捱打的。因爲任何一個想打你的人都可以先證明你是「壞人」。這種例子在「文革」中屢見不鮮。幾乎沒有人不整人，也幾乎沒有人不捱整。前述老鬼的例子就很明顯。在其它著作中，這樣的例子也很多。《胡風反革命集團始末記》就記載了這種整人與被整的關係。幾乎所有當初批判胡風的人都先後被整，直到文革時期周揚被整爲止。書中所描寫的周揚與胡風在一九八二年見面一幕，實在具有戲劇性。也許只有周揚更知道他的道歉的內涵。這決不是一次敷衍，而是對自己的行爲的真正懺悔，也是對自己的道歉，因爲他真正明白了，在整胡風和自己捱整之間的必然聯繫。當一個人侮辱別人、損害別人時，他就同時對這種行爲構成的「文化」投了一張贊成票。這種「文化」的規則終究會反過來對付他自己。這樣我們也許就更清楚地說明了爲什麼「打別人就是打自己，侮辱別人就是侮辱自己」。

當然我並沒有對壞人不加處罰的意思。壞人是要受到懲罰的，但有兩點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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