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軍：我想通過這個採訪試圖勾劃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中，我們將來會爲後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是什麼？我指的是各個涵意上的，從理念、人生的經驗、藝術的創作，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一些看法和個人體驗。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跡，不管它表現爲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誼中的背叛。這些東西作爲你人生的轉折，其內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 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夢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產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現在想起來， 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裏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裏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個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裏逃到哪裏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這段我在小說裏寫到過。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裏，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內的清官，還算是治理得不錯。當時日本人到那裏就停住了。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並沒有感覺戰爭的那種恐怖。唯一對戰爭的恐怖記憶就是飛機轟炸。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裏，後來就失業了。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裏幹過，輪船公司也幹過。盡避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我父母都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個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 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係也消失了。那時候，一切都顯得溫文爾雅。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受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產階級了。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麼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我最早登臺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臺。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於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爲太危險。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產黨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爲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並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釋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於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我有現代中國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體驗。現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里頭。

　　陳： 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我也沒上學，因爲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那時我家裏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裏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你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經驗是什麼？

　　高：我以前一直沒有遇到過什麼糟糕的經驗，但一到大學就開始了。

　　陳：你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哪唸的？

　　高：我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南京唸的，在一所教會學校。我在上初中的時候，有些課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國式的教育，非常開放，圖書館還隨便進，書也不是管得那麼嚴，解放以前的書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學裏的時候，已經把西方主要翻譯過來的作品都看了。從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而雨果的書一本也沒找到，以後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這個學校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共青團的活動。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裏。加上我與同學的關係很好，那些同學都是來自於知識分子家庭，所謂的高級職員，都是南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因爲當時需要考試，擇優錄取，所以貧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學，立刻就遇到了反右鬥爭，這才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終是生活在夢想當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圖書館。我當時就覺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條的和討厭。還有大學時就開始學毛著。但那時學毛著還有點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別的書還沒有人來揭發你，還沒到那個氣氛，但逐漸逐漸就開始了。比如我談戀愛就被告到團支部和黨支部那兒，所以我大學就入不了團。不過我從來就沒想過還有共青團，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經存在了。

　　陳：你怎麼會想到學法文的？

　　高：我覺得我在上大學以前基本都是在夢裏頭，現在回憶呀，我小時候就更是在夢裏了。然而我遇到現實，哇，我才知道現實是這樣的！所以我就採取了一個防衛的態度。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日記和寫作。我在大學裏學法文也是極偶然的，是因爲家裏和周圍的環境，覺得最崇高的是科學，最應該上的三所大學是清華、北大和交大。當年我們中學學校是用庚子賠款建的。凡是學生考上這三所大學的，名字都會刻在體育館裏的一圈大理石上。這個學校有一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屆學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當然地，我也想學理工，因爲那是最有出息的。當時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學家或數學家。我當時的數學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在大學的升學指南上，我想考戲劇學院作導演，但是報考條件是三十歲，且要在三個團體工作兩年以上才有資格，所以我就沒戲了。我從小就跟我媽演戲，門關起來，我媽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個觀衆。我媽會編戲或編個小節目。戲劇學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報考條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兩公分，連報考資格都沒有。那我想就當作家罷，但是大學的中文系是培養師資、編輯和記者的，沒有一來就當作家的。你看我當時多天真呀。再加上我當時參觀了南京大學，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們展示的四庫經典，那與我想遺世萬年的文學薰陶是不同的，我想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學外國文學，這是唯一接近我的東西，還有就是畫畫。

　　我從小就畫畫，曾經想去考美院。我的畫畫老師當時是全國美協最早的會員，在全國油畫展上還拿了油畫創作獎。當時這些老師都是當用高薪聘請留下的。我們畫畫老師在學校裏還有自己的畫室。我畫油畫是在初中開始的，開始我連油畫怎麼畫都不知道。他在畫的時候，我也不告訴他，就在邊上看，看他怎麼調顏色，然後自己就到圖書館去找怎樣畫油畫的書。我一直偷偷地畫油畫，他始終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後就沒有繪畫課了。畢業的時候，老師要帶著升學建議與家長見面。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一進屋子，看到滿屋子掛著我畫的油畫，他就發了個感慨，說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當時受寵若驚，因爲我沒有受過什麼學院派的訓練，但我畫的顏色非常鮮明，大膽地把顏色往上抹。我當時也沒看過什麼印象派的畫作。我的這個美術老師有很多同學在中央美院當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從中大出去的。「我推薦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沒問題。」他說。

　　我非常興奮，可我媽反對。我媽說：「畫畫，畫什麼畫？在街上畫什麼大躍進、什麼支援社會主義的宣傳畫？」當時還不像後來只是畫毛主席像了。我說那有什麼，畫還有西方的和蘇聯的。我媽說：「畫家各個都窮，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間裏。你各科成績都很好，你做什麼我都不反對，只有畫畫這一件事，你得聽我這一次。」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就是LIBERAL，極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討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討論的。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從來不擔心我，因爲我不是那種闖禍搗亂的那種小調皮，吃吃喝喝地把別人的窗戶打爛。因爲做什麼，包括學音樂、拉琴，幹什麼都不會影響我的功課。但是我媽說：「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我從來沒反對過你做任何事。你別學那美術，我看不到畫家的前途。其他，你幹什麼都行。」後來，我就聽了母親的話放棄了畫畫。如此一來，我該學什麼呢？

　　我學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時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當時我跟幾個成績好的同學一起復習高考。那時都比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屬；如果要考理工科，清華以外一概不去。我們那時自信心都很強，蘇聯的那種數學競賽題，我們都掐著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題目，把我卡住了，連做了兩節課都沒出來。那時，我們學校還很自由，大家都在準備高考，因爲是好學生，在語文課上做數學，只要你不說話，老師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見我在做數學題也不管我，所以我連做了兩節課也沒做出來。那時是五月份，校園裏的揚花都開了，花滾成了球，滾到教室裏，這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楚。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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