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我想通过这个采访试图勾划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中，我们将来会为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指的是各个涵意上的，从理念、人生的经验、艺术的创作，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看法和个人体验。因此，我基本上想问的是这样一类的问题，即在你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现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谊中的背叛。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转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你现在回忆童年的话， 你是怎样渡过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个很梦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产党要想建立一个新中国，一切都要个新的社会，要埋葬旧的社会。可是我是从那个社会来的。1949年我十岁，我是40年生的，我曾经一度是相信我是长在红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经验。现在想起来， 那段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陈：你的家乡在哪里呢？

　　高：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正在逃难，正是抗战时期。我生在赣南，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银行工作，算是公职人员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幸亏有这么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种大集体呀，祖国呀，红旗下长大的。后来我一直忘掉了这一段。我们整个那一段的教育过程就是让你忘掉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要埋葬那个旧社会，一个大家耳濡目染的旧社会的苦难。可是我却没有看见多少苦难。那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陈：你从哪里逃到哪里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难中出生的，那是飞机轰炸下的赣州。这段我在小说里写到过。赣州当时是蒋经国在那里，算是个治理得模范的地方了。蒋经国当时算是国民党内的清官，还算是治理得不错。当时日本人到那里就停住了。后来他们开始袭击，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记忆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赣南。日本人到哪，我们银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难对我童年残存的记忆来讲是个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没有感觉战争的那种恐怖。唯一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就是飞机轰炸。然后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还留在银行里，后来就失业了。后来他当过记者，又到私人的银行里干过，轮船公司也干过。尽避我父亲常常失业，但我们家生活还是满优越的。我父母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还赶上了旧生活的尾巴，但是这个旧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是美好的。

　　陈：你在十岁以前，如果有过教育的话， 是个什么样的教育呢？

　　高：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温暖的。我们家的这种家庭到了新社会以后就消失了，那种人的关系也消失了。那时候，一切都显得温文尔雅。我父亲来的朋友谈吐文雅，西装革履的；我母亲受的也是教会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了。父、母亲家以前也是个大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是他们身上那种遗风尚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唱什么西方歌曲了，什么弹钢琴了，唱歌剧了。太太们留学回来以后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同乐会。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岁，我妈叫我排个节目，让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亲当时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后来跟我父亲结婚后，出于政治原因，我父亲不让她搞政治，因为太危险。当时的抗战剧团，国民党也不太喜欢。后来我母亲回忆起来猜测，她们剧团的外围有共产党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会的。

　　陈：我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为当时参加了抗战的演出团并写文章，后来在1956年时被抓起来，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

　　高：所以他们49年后就根本不怎么谈这些事，但是这个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于是我有两个社会的经验。我有现代中国的，再有就是西方社会的不同体验。现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会里头。

　　陈： 你那时都是读的什么书呢？

　　高：应该说主要是童话。我也没上学，因为那时在逃难嘛，加上我身体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亲教我识字的。那时我家里有一大堆书，有很多童话、儿童读物、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可以说是一种很西式的教育，家里那时还彼此讲英文，穿的是西装，唱的是洋歌。

　　陈：你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经验是什么？

　　高：我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糟糕的经验，但一到大学就开始了。

　　陈：你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会学校。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些课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国式的教育，非常开放，图书馆还随便进，书也不是管得那么严，解放以前的书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学里的时候，已经把西方主要翻译过来的作品都看了。从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雨果的书一本也没找到，以后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这个学校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共青团的活动。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加上我与同学的关系很好，那些同学都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所谓的高级职员，都是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因为当时需要考试，择优录取，所以贫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学，立刻就遇到了反右斗争，这才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终是生活在梦想当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图书馆。我当时就觉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条的和讨厌。还有大学时就开始学毛著。但那时学毛著还有点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别的书还没有人来揭发你，还没到那个气氛，但逐渐逐渐就开始了。比如我谈恋爱就被告到团支部和党支部那儿，所以我大学就入不了团。不过我从来就没想过还有共青团，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陈：你怎么会想到学法文的？

　　高：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以前基本都是在梦里头，现在回忆呀，我小时候就更是在梦里了。然而我遇到现实，哇，我才知道现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防卫的态度。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和写作。我在大学里学法文也是极偶然的，是因为家里和周围的环境，觉得最崇高的是科学，最应该上的三所大学是清华、北大和交大。当年我们中学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的。凡是学生考上这三所大学的，名字都会刻在体育馆里的一圈大理石上。这个学校有一百年的历史，所以历届学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当然地，我也想学理工，因为那是最有出息的。当时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我当时的数学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在大学的升学指南上，我想考戏剧学院作导演，但是报考条件是三十岁，且要在三个团体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所以我就没戏了。我从小就跟我妈演戏，门关起来，我妈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个观众。我妈会编戏或编个小节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报考条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两公分，连报考资格都没有。那我想就当作家罢，但是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师资、编辑和记者的，没有一来就当作家的。你看我当时多天真呀。再加上我当时参观了南京大学，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们展示的四库经典，那与我想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是不同的，我想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学外国文学，这是唯一接近我的东西，还有就是画画。

　　我从小就画画，曾经想去考美院。我的画画老师当时是全国美协最早的会员，在全国油画展上还拿了油画创作奖。当时这些老师都是当用高薪聘请留下的。我们画画老师在学校里还有自己的画室。我画油画是在初中开始的，开始我连油画怎么画都不知道。他在画的时候，我也不告诉他，就在边上看，看他怎么调颜色，然后自己就到图书馆去找怎样画油画的书。我一直偷偷地画油画，他始终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后就没有绘画课了。毕业的时候，老师要带著升学建议与家长见面。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一进屋子，看到满屋子挂著我画的油画，他就发了个感慨，说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当时受宠若惊，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学院派的训练，但我画的颜色非常鲜明，大胆地把颜色往上抹。我当时也没看过什么印象派的画作。我的这个美术老师有很多同学在中央美院当老师，他们原来都是从中大出去的。“我推荐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没问题。”他说。

　　我非常兴奋，可我妈反对。我妈说：“画画，画什么画？在街上画什么大跃进、什么支援社会主义的宣传画？”当时还不像后来只是画毛主席像了。我说那有什么，画还有西方的和苏联的。我妈说：“画家各个都穷，穷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间里。你各科成绩都很好，你做什么我都不反对，只有画画这一件事，你得听我这一次。”在我们家一直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对我后来的成长很重要，就是LIBERAL，极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讨论我们这个月的钱怎么花，按照每个人的需要一起花。我们每件事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没有一般中国家庭的家长制的那种压力。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从来不担心我，因为我不是那种闯祸捣乱的那种小调皮，吃吃喝喝地把别人的窗户打烂。因为做什么，包括学音乐、拉琴，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功课。但是我妈说：“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我从来没反对过你做任何事。你别学那美术，我看不到画家的前途。其他，你干什么都行。”后来，我就听了母亲的话放弃了画画。如此一来，我该学什么呢？

　　我学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时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我跟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复习高考。那时都比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属；如果要考理工科，清华以外一概不去。我们那时自信心都很强，苏联的那种数学竞赛题，我们都掐著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题目，把我卡住了，连做了两节课都没出来。那时，我们学校还很自由，大家都在准备高考，因为是好学生，在语文课上做数学，只要你不说话，老师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见我在做数学题也不管我，所以我连做了两节课也没做出来。那时是五月份，校园里的扬花都开了，花滚成了球，滚到教室里，这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突然觉得，我如果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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