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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封控親歷者：外賣小哥的「游擊戰」（圖）
2024年12月19日發表
 | 資料圖：2023年8月31日，鄭永華在聖利安珠濱海公園，參加灣區港人紀念8.31集會。（薛明珠／大紀元） |
【人民報消息】現居美國加州灣區、來自廣東東莞的鄭永華今年34歲。在2020—2022年中國新冠疫情封控期間於南京、東莞、廣州等地從事過外賣員的工作。他在近日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專訪，講述了他在封控期間作為一名「外賣小哥」，與當局的封控政策「打游擊」的情況。
鄭永華在疫情期間的經歷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鄭永華告訴記者，在2020年1月時，他正在南京做外賣員的工作。當時，新冠疫情剛剛爆發，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來的恐怖氣氛：「到處都是散發出那種恐怖氣息，街上都沒有人，除了送外賣的。小區裡面，因為南京那邊部隊比較多，所以説他們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們非常的嚴。」
在那之後，鄭永華很快回到了廣東，首先乘坐飛機在深圳落地，而後被朋友接回了東莞。剛回到廣東時，他還沒有感受到南京那種程度的恐怖氣氛。他説：「後來我就在東莞跑外賣，沒有那麼多錢，然後感覺去廣州好一點，就去了，在廣州應該有兩年左右。」
在廣州時，鄭永華繼續從事著外賣員的工作，先後在棠下、小洲、棠東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過。他感覺廣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麼嚴，但在廣州時，他還是與當局的封控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對抗。他説：「很多人都不怎麼會對對付共產黨，我對付共產黨是有一套的。對共產黨，你在面對它實力比你強一百倍的時候，不能跟它硬拚，你必須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拼。」
鄭永華對封控政策的「游擊戰」
鄭永華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過很多次封村，並説道：「反正它一封村，我連房子都不住了，我就連夜提桶跑路了。因為對他們來説，他們控制不了我。其實它每塊鐵板中間都打了釘，你一腳就可以把它踢開一個小洞。」
就他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在每次封村開始前，都會有一種「預警信號」：「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實很少人知道。因為我是夜不歸宿的那種，我晚上去珠江新城這些地方玩。當我差不多進村的時候，人特別多，凌晨不可能有那麼多，（一般）最多就一兩個治安仔。突然之間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問題。」
鄭永華所説的「治安仔」，是村中僱傭的治安維持人員。每當發現這樣的情況時，就是鄭永華「跑路」的時候。有時候，他在逃走時甚至連行李都不要，因為值錢的東西都存放在他位於東莞老家的村裏。他表示：「我的電瓶車，有時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時候是騎到裡面，有時候我連電瓶車都暫時不要，放在村裡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進去騎走。」
鄭永華説，在封村的情況下，普通的方法是沒法出村的：「包括我認識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沒辦法讓你走，説『你看，現在我們這條村有一個紅碼，萬一你連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關係很好的，他也不讓你出，這是共產黨文革時代留下來的一些殘骸。」
不過，鄭永華也談到，他曾見過一次治安仔「放水」的情況：「當時我最記得，有一個人在我前面，看到他紅碼，所有的治安仔第一個反應是『趕緊走』，沒有抓他。治安仔不抓，警察會抓。因為如果他紅了的話，是不是會讓這些治安仔自己變紅？所以他們這麼怕他。」
至於如何逃出村子，鄭永華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説：「基本上，如果你經常跑外賣，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連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實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連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説，你想出去隨時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辦法，不能用常規的辦法。」
鄭永華已經不記得他多少次這樣逃出城中村。他説：「因為很沒辦法數得清楚。它一封村我就提桶跑路，我就回東莞，然後看新聞，（看到）廣州沒驗到有紅碼的，我又回廣州。」
封控期間的生計：外賣員生意由好變壞 城管處境好
鄭永華説，在疫情封控的幾年裏，外賣員的生意有一個從好到壞的變化：「這兩三年，前期還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載還可以，後面就不行，因為有很多人失業了，全部都出來。白領也好，什麼人也好，全部出來跑外賣，因為（跑）外賣不需要成本。」
他談到了在生意環境變差後，外賣員的收入：「只要去街上問任何一個外賣小哥，外賣小哥都會跟你説，現在沒有辦法跟以前比，現在已經捲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塊錢一單，現在3塊多錢，都有人去跑。」
他也談到了他和同行們交流後得知的情況，表示：「我問過其他同行，基本上從十點開始跑到下午一兩點以前，沒有疫情之前這幾個小時是跑到200塊錢。有疫情了之後，這幾個小時很多人就跑到100塊錢出頭。」
據鄭永華的瞭解，在他認識的人當中，還是有人受到封控政策的影響很小：「其他人受的影響蠻大，唯一的是我的堂哥受的影響最少，反而（處境）最好。因為他是做共產黨的一些工作，他是城管。所以説他反正也有工資發，封不封跟他沒關係，他也可以去上班，他可以自由出入。」
鄭永華談到，在封控的時候，村內最痛苦的是外來人口：「其實本村人還好了，因為沒有壓力，房子是自己的，菜也買夠了。外地人反而更慘，有些外地人跟我一樣找各種漏洞走出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當局的封控政策進行這種對抗，是因為他認為中共當局的這些規矩並不合法，並説道：「我認為它的制度有問題，它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他們所謂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謂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誰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麼東西、是誰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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