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打算奪取政權，於是竭力討好美國，希望給自己當靠山。中共做大後，把美國當頭號敵人。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中國有句譏諷的話「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言外之意，說一套、做一套。 1999年，筆名爲笑蜀的陳敏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諾不加任何修飾、一字不改的整理成書，名爲《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但書出版了之後，立即被自詡「偉光正」的黨緊急回收，送進造紙廠變成紙漿。 爲什麼自己曾做出莊嚴的承諾，卻在奪取政權後害怕做歷史的回憶呢？ 就連屆時已經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萬里先生都沒見過這些「莊嚴承諾」。當祕書費力找到這本書時，萬里花了兩天時間看完，之後困惑的問：這上面寫的是真的嗎？ 祕書坦承，這些都是中共在國民政府當政時公開發表過的文章。 只是中共達到目地，非法建政後，就把這些自己曾經萬遍億遍說過的虛僞謊言化成了紙漿。 只是中共達到目地，非法建政後，就把這些自己曾經萬遍億遍說過的虛僞謊言化成了紙漿。 好，那麼就把「偉光正」現行與沒建政之前的承諾對比一下吧。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美國已經干涉了有它的軍隊和物資運入的每一個國家。這種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隻要有美國的影響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因爲它使國民黨有可能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澤東指出，他對這個詞是有異議的，因爲這個詞用在下面這種情況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將爲中國廣大羣衆所歡迎，因爲他們需要民主，只有國民黨才反對它。 美國現在的地位完全不同於珍珠港事變剛發生的時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撫慰蔣介石。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爲戰爭計，他應當做些什麼。美國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幫助他。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的其它方法是多談論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在美國，每一個美國官員和任何中國官員談話時，可以談論民主。類似華萊士的訪問就提供了良好的機會，這種機會應當更多一些，不要錯過孔祥熙在美國的機會。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箇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象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於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於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分佈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製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爲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美國刊物對國民黨提出批評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馬上就看得出來。甚至看來常常會暫時地產生不良反應。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話，國民黨就會辨別出來），就會引起國民黨猶豫考慮，因爲國民黨需要美國的支持。 注：謝偉思（1909-）美國人，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1944年7月陪同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主張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職。本文選自謝偉思訪問延安後給美國政府寫的一篇報告。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中美兩國是天然的盟友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關的緊密聯繫。雙方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本質上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麼低，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美中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她不希望在高級的特製產品上與美國競爭。而美國爲了它的重工業和這一類產品，需要出口市場，它同時還需要爲投資尋找出路。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並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最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產品。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農產品，可以作爲外貿和外國投資的補償。 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 由於上述原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產生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 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即使對國民黨來說，事實也很清楚，中國的政治潮流是傾向於我們的。我們堅持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個真正偉大而又民主的文獻。孫中山不是共產黨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會很快過時。即使國民黨崩潰，我們也會堅持這個宣傳因爲它的總政策是好的和適用於中國的。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綱領的每一項條款，都可以從這個文獻中找到。 當然，我們並不假裝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我們也面臨着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視它們，我們正在克服它們。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監督和批評。我們經常自我批評和修訂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象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裏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 （我對他強調美國的重要性而忽視蘇聯，提出了疑問。） 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戰後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於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忙於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 （我開玩笑地說，「共產主義者」的名稱可能使某些美國實業家不放心。毛澤東笑起來，他說他們考慮過換一換名稱，但是如果人們了解他們，就不會感到害怕。）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是沒有偏見的。我們的減租是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據未付實施的一項國民黨法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使這樣，我們也不過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爲我們不需要趕走地主。我們對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慮到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並不是絕對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實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我們既沒有隻吸收西方機械技術的天真想法，也不對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感興趣。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請看我們這兒以有限的資源已經做了些什麼）。其次，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象蔣介石在他《中國之命運》中所談論的。我們將關心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爲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17） ●華萊士先生的偉論：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華萊士副總統到重慶，今天是第五天。這幾天裏，他發表了三次演說，一次和中外記者談話。他的言論，有其一貫的精神：堅決消滅法西斯，國際國內的民主主義，對中國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並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對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堅持抗戰，真是讚揚不止的。他也曾叫學生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又說學生「都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力的人……這偉大的力量，用去打擊和消滅法西斯……法西斯是人類的禍根！法西斯不能剷草除根，人類是沒有和平幸福的」。他認爲勝利和平，安定幸福，決定於科學和民主。這又「實以教育理工方面之專門訓練，及民主主義之自治爲最善方法」。有人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他卻認爲中國人民早就有了這個準備了。他更強調的說，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對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華萊士副總統說這些話，我們確信決不是「捧場」，這正是既賦有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紀」的意義和中國人民實際情況的政治家的衷心話。 這是「人民的世紀」，這是人民的戰爭，看到並信任人民的人們，都會得出同一的結論。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的話，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羅斯福總統年初致國會諮文中所說的擴大民主的含義，和華萊士副總統常常說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義。 中國人民處在「人民的世紀」和人民的戰爭中，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更提高自信心和責任心，應該怎樣加倍努力呢？ 華萊士副總統說，美國援華物資，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緬路打通之後，會增加得更多。這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希望這些援助能夠達到前線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同時，我們也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句直率話，不管美國運多少物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們相信這句話只有象華萊士副總統這樣了解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這樣坦白地說出來。這句話決不是表示美國不願意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困難，更不表示中國經濟困難沒法解決，而只是說中國有力量解決這種問題，這種力量在中國國內，在中國人民。其實，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莫不如此。 我們聽到華萊士副總統的一番話，就很容易了解爲什麼美國全國團結得那樣好，爲什麼艾森豪威爾將軍統率的盟軍能在法北勝利；爲什麼尼米茲海軍上將統率的海軍，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馬里亞納和菲島之間，獲得海陸空三方面的大勝；爲什麼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能夠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進展；爲什麼史迪威將軍在緬北，陳納德將軍在中國上空能夠發揮這樣大的陸空威力；爲什麼美國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我們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擴大民主。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固然是爲了收集情報，供給羅斯福總統，我們卻不能放過機會，從他那裏獲取可供借鏡的東西。中美兩國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紀」，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並肩作戰，應該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勵相互規勸，相互學習，攜手向着民主、更民主的勝利大道走去！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6月24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