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曾發表著作《神與我們並肩作戰》。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我們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份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十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爲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 耿和娘仨成功逃離 兩個孩子必須能夠正常上學，這是我終於願意苟安下來的理由，也是我的最後底線。然而，周永康及其打手於泓源、孫荻們卻認爲這是終於可以迫我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我跟前調侃說過：「老高有着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他們利用這個被每一個家庭都當成的關鍵時期，不斷施以一些極其愚昧的舉動企圖，據此實現他們的美夢。 在這個問題上，我多次強調過，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雖然其中也有許多具體的困難（在北京有孩子上學的父母都知這苦的沉重，這是黑暗政治製造出的一個大苦）。他們提出：不許我自己解決，是絕不允許我自己解決，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我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文件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說白了，還是逼我入夥，成爲「利益共同體」。我心裏清楚，憑着周永康、於泓源、孫荻(注：北京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處長)等人的智商（我幾年來和他們零距離相處），他們會死攫住這條繩子不放，所以我們之間的再次衝突也只剩時間了。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文件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 2008年7月28日，我們全家被押上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我頭上懸着的劍掉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爲了不使耿和擔心，當局關於孩子上學問題上的舞劍蠢動我從不向耿和提及，知道終於是瞞不住的，但只是覺得能讓她少知道一天亦可。 頭上懸着的劍終於還是無可挽回地落下：格格上不了學。孩子上學的問題豈能小覷，更哪堪兒戲。女兒以各種方式向我們抗議，孩子究竟沒有錯，上學在父母面前也是她的必當保有的基本權利。她們娘仨已於8月底回到北京，而我還是被滯阻在烏魯木齊。孩子上不了學，對方已越過了最後的底線，我立即動身回程北京，好在新疆警方巴不得我早日離去（每次回到新疆，當地警察看管我時，竟公開講，你逃離新疆我們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我們還會派人悄悄盯着你，只能回北京，不能逃出境）。 回到北京又能如何。中共黑暗勢力是完全遊離在法律之外的。一個文明的社會里，獨立的司法救濟途徑，是爲所有尋求它救助者準備的安全可靠的救濟力量，但在野蠻的政治下，司法卻淪爲任憑祕密警察們摶捏的玩物。我突破所有的「不準」，尋找能儘快解決孩子上學的途徑。爲了不願與他們過於激烈地衝突，我避開了不準孩子在北京上學這一途，忍辱在大批祕密警察的跟蹤下，與陝北綏德縣、河北邢臺市、北京順義、山東煙臺外國語學校聯繫（這是孩子一個人去的）。而到河北邢臺市碰壁後，實在沒有了辦法就在邢臺市打電話向朋友求救，滕彪博士當時是我求救的偉人之一，結果孫荻也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孩子對我們的不滿升格，當局對我的不滿也在升格。 令我們沒齒不敢忘的是，對格格上不了學的事還有一大批善良的眼睛憂慮着，這些善良眼睛從來就在我們的周圍。有一天夜裏，我外出到藏醫院附近打公用電話（我們的電話全被控制，打求助電話又刺激黑惡勢力已脆弱不堪的神經），結果一輛摩托車突然停靠在我跟前，我認出其中一位是我曾經幫過的北京市民（暫不具名），他們用極快的語速說格格不讓上學的事他們都知道，大家正在全力想辦法，許多「法輪功」學員正在運作準備接格格到境外去上學，讓我們準備好隨時走，並給我一個電話，等跟蹤人員反應過來時，摩托車已絕塵消跡。我長舒一口氣：這豈非神意，當即決定罷止一切奔突，相信他們的幫助會是具體而實在的。 作爲一種默契，我後來經常晚飯後下樓遛達，而大批跟蹤人員中，從一開始死心塌地的壞種就只是極少數，而其餘大多數只是把這當成一個技術活或者是個掙飯錢的活，更有極少數人則盡一切可能幫助我們一家。儘管當局下死令貼身跟蹤，可實實在在貼身跟蹤的始終只是其中那幾個人，他們上班的人員配置規律我了如指掌，甚麼時候出去，有多少空間可利用，我基本心裏有數。有一次我騎車去幼兒園接天昱，幾名跟蹤人員也騎車而隨，到了幼兒園門口，一個小夥子利用門口大批家長的身影掩護走過來給我說了一句話：「老高，我們的人對你是尊敬的，只要是我們哥兒幾個的班，我們的跟蹤是拉開距離的，但這是不符合上面要求的。」耿和她們娘仨逃離中國時，就有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功勞。有人曾實在地給我當面說過：「大姐她們娘仨走之前我就知道了。」 終於，有一個消息送給我，說格格可以走了，在看不見的力量的幫助下，格格迅速甩掉跟蹤者祕密離開北京趕到指定地點，結果第二天夜裏孩子又回到家裏，問明就裏，因是用一個法輪功學員家的同齡孩子做身份掩護，會給那孩子及其親人招致毀滅性的災難，她因此跑了回來。這些善良的不曾相識的人願冒一切危險幫助我們，卻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一途出國努力終輟。 終於，我們又於2009年1月7日獲得了一可靠信息，讓我們於1月9日上北京至昆明的客列，一路上會有人指引她們娘仨前行。終於歷經了些周章後，她們娘仨成功逃離中國大陸，成了「盛世中國」的亂離人。 ◎ 生離死別 妻女逃離中國

妻子耿和及兒女逃到美國後，呼籲尋找被失蹤高智晟。

2009年1月9日早晨，按此前綢繆，我要離開家引開樓下的「眼睛」。全家人擁抱在一起作最後的告別。除天昱外，全部都默默地流着眼淚，然而格格卻哭出了聲，繼而是耿和。「悲莫悲兮生離，痛莫痛兮死別」，悠悠歲月，百年身世，惟有此情苦。苦，誰最苦？是我的妻子耿和。她們娘仨離家，大的懵懂，小的得不懂，去離故土而又親情不能別！我常不忍想像她最後離別那個家時胸中的那種痛。我不僅不能送別她們，而且她們還得去一個很大的傢俱賣場，設法甩掉跟蹤者後從地下停車場搭車奔向火車站（這是策劃好的細節。但實際上如何擺脫跟蹤而成功逃離的過程，我迄今不清楚，也不忍心問耿和），我無法想像她是怎樣地帶着至苦的心與這一切周旋的。而真正密集與苦難交涉的時間則更在後面等着她，她在逃離中國邊境時、在泰國時，以及一直到美國初期遭遇的苦難多不勝數，可她從不給我講，僅女兒偷偷地給我講過一點；耿和總是害怕使我知道了她受的那些苦影響我的心情。 她們的逃離，境內所有的作用是由「法輪功」學員籌謀和發揮的，離境後，由於需要更具規模的幫助力量，故而由「基督教對華援助基金會」全面接手，該基金會負責人在第一時間飛抵泰國，實施以具體的幫助運作。但對於耿和她們娘仨在外面的困難遭遇，中共黑惡勢力也不時給我講一些，意在動搖我的堅持。於泓源（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說他又升官了，作爲黑惡勢力在北京最兇殘的打手之一，他被拔擢當了管律師的司法局局長，我對此沒有一絲的驚訝，那種兇殘、惡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惡勢力在中國生命得以殘存的理由和最後的生命保障，在兇殘打壓異見者的問題上，周永康或者其中共同流是沒有區別的）至少有過兩次或多次給我講過她們娘仨去外面的困難遭遇，諸如2010年底他來到軍隊的祕密囚禁地找我談話，用他的說法是「再給你一次活路的機會」。他告訴我：「據軍方傳來的確切情報，耿和她們在外面的日子很不好過，大子兒（指錢）沒有收到幾文，而且已搬了至少三次家了。其實我們有自己的情報收集渠道，你老婆跟前就有我的人，我不怕你知道，機會不會無限期地等着你，執迷不悟死路一條，只要共產黨還在，活着走出這個門？你想都別想。真他媽賤，要錢，我們給，大手筆，偏要跑他媽外面去收些小子兒（指我們出國是爲了到外國去收斂錢財）。」還有一次，於又找我談話「再給你一次機會，讓耿和她們娘仨到中國駐美使館去，到時我們出一筆大的安家費，我親自到外面去接人。」他說：「她們都快困死啦，不要再造孽啦，讓老婆孩子回來吧。」 終於，耿和她們娘仨還是成功地逃離。當天下午我回到家裏，一開門，一種從未有過的淒涼襲來，我坐在沙發上一連數小時紋絲未動，受領着那種悽苦，當天夜裏我沒有吃飯，把她們娘仨各自的拖鞋擺放在往常擺放的位置上。我整夜不願進到臥室，在沙發上坐了一晚上。此後幾天，當局負責盯蹤她們娘仨的王胖子每天打電話問她們娘仨怎麼幾天不見了，是不是有甚麼名堂，我說家裏準備搞裝修，她們在家裏緊鑼密鼓地準備着，後來追問得緊了，我說：「其實我前幾天是騙了你們的，那天她們甩掉跟蹤實際上是去外地玩去了，因爲剛好有一個戰友一家要外出玩，她們也就去了。」待她們娘仨終於到了泰國後，我清楚自己很快又要被抓了，我於第二天的凌晨4點驅車趕回了老家。到了老家繼續騙他們說，她們馬上就會回到陝北來同我一起過年，但終於他們不再相信。 ◎ 警察帶我岳父尋屍

這是2009年1月9日妻子兒女出逃之前的高智晟全家福。

新疆之行正好爲五個月，其中一半時間是在半軟禁中，一半時間是在祕密囚禁中。期間的經歷，真使人懷疑這是在人間。我極不願意讓我的親人目睹我的困難處境，尤不願使我的岳父母兩位老人目睹這一切，可這一切終究還是在那幾個月裏實在地發生在了他們身邊，這給我造成了極大的痛，而更給他們造成了幾近毀滅性的痛。 「高智晟失蹤了，可能已經被害死。」老人們的單純善良，中國黑暗勢力的詭詐、冷酷，兩項交融激盪，終於衍生出高智晟是被維吾爾人綁架了，而又被殺死了，只是死屍到現在還沒有找到而已，這樣一個虛構的局面。不是親身經歷，不是老人們後來面對面的講述，很難使人相信這是一個政府的勾當。他們假戲真唱，煞有介事、心細如絲的、一臉真誠的撲滅着我親人心裏的任何一點希望。 最令人不恥的卑鄙是，北京負責全天候監控我的幾名祕密警察，他們親眼目睹了我被野蠻的綁架的全過程（而且就是他們策劃的），卻根據於泓源的指令，從我「失蹤」的第二天起，他們「熱情真誠」地全天陪着我的岳父，尋蹤躡跡，遍貼尋人啓示，奔波於太平間認領屍體。他們的「熱情」摧毀着我的家人的最後一絲希望，因爲我的親人全認識他們，都清楚他們24小時和我在一起，現在連他們也在到處找我。此舉造成了我全家幾近最後的絕望。 可憐天下父母心，從我「失蹤」的第二天起，我的岳父製作了尋人啓事，每天步行幾十公里在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張貼，並在我居住區周圍的超市、書店、藥店、報攤、飯館拿着照片打聽消息，晚上回到家裏就開始在報紙上查詢屍體認領啓示。數百份尋人啓事貼完之後，老人每天就奔走在各醫院的太平間去認領屍體，稍有時間，就會到和平渠附近轉悠，以期僥倖發現我的「屍體」。 中共當局爲了在精神上最後摧毀我的家人，一直派人在我的岳父身邊跟蹤他，並在一次岳父正在一個太平間認領屍體時，精心在我岳父及兩個妹妹面前演了一場逼真的鬧劇。後來岳父慢聲慢語地給我講了這場醜劇的全過程，我聽得泣不成聲。 由於中共特務一直在跟蹤着老人，對他的行蹤掌握的很清楚，那次老人循着《招認屍體啓示》到一家醫院太平間去認屍，由於該屍體身長一點八米，除面容破損無法辨認外，其餘特徵與我極其相似，終於老人無法做出確切的判斷卻又無法排除疑似點，就打電話叫三妹及四妹來辨認，就在太平間等待期間，當局精心策劃的醜劇在他面前開演了。一輛「依維柯」警車停至太平間門口，一羣衣冠楚楚的頂國徽的警察走下車，吆五喝六地讓太平間裏面的人出來，說「警察執行公務」。 岳父說「一看人家很專業，很正式，個個戴着白手套、白口罩、照相機，攝像機，軟硬尺各種工具一應俱全。」勘驗檢查的便是岳父剛看認的那具屍體。「他們檢驗的很認真，又提取指甲，又提取頭髮的，折騰了半個小時。」檢驗結束，一羣大蓋帽從太平間出來，其中兩位站的離岳父很近的警察摘下了口罩，叼上了煙，其中一位吸了一口煙抬着頭說：「可以肯定不是高智晟。」另一位說：「跑到哪裏去了，害的我們每天跑太平間。」這兩句「無意間」的話，在老人聽來如五雷轟頂，因爲一家人心裏還存着那麼一絲僥倖，認爲我可能是被警察綁架去了，而眼前的現實是，警方每天也在「尋找我的屍體」。 老人說他聽完後渾身顫抖不止，雙腿無力支撐身體，本能的扶着牆勉強的站立着，思維突然出現模糊狀態，他說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來做什麼，以致三妹趕到他身邊時，他竟不認識自己的女兒。「叫了三聲爸爸，他像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一樣沒搭理我。」三妹後來說。他說那天兩個孩子怎麼將他送回家的，他迄今回憶不起來，回到家，坐了幾個小時又恢復了正常，又回到了痛苦中。 兩個月後，老人對我的生存再不抱幻想，他說，他開始流着淚整理我留下的「遺物」，對女兒們講「高智晟留下的所有的東西，哪怕是一雙襪子，一支筆都必須給包裹好，保存起來，將來交給格格和天昱，這是他們的父親最後留在人世的東西，要告訴他們，爸爸是個好爸爸（我在記述這段文字時，多次站立起，多次舉頭，以轉移注意力，但仍數次因眼淚而頓止。我自己又極度重親情，我欠親人的感情太多了！而終於無力將自己完全屬於他們，我雖大痛，而他們的痛遠遠超我，因我常無與這痛交涉的時間而又終無痛！痛終於盡悉歸於他們，高智晟在這裏向你們說對不起了。） 老人告訴我，由於他哀傷過度，一度時期出現食量下降，睡眠不足的狀況，至2010年初的一天早晨臨起床時做了一個夢，夢中有兩個不認識的人走進他的臥室，站在他床前告訴他：「高智晟沒有死，他仍活在人世，現在被關押在陝西，你不要擔心。」他說他剛想問一下詳細情況，結果就醒了。老人說這個夢又讓他的內心有了死灰復燃的盼望，「現在看來，那個夢中人說得的全是對的。」老人見到我後說。 這個無賴政權一直否認我在他們手裏，爲了「證實」他們沒有說假話，真是煞費心機，北京警方負責監管我的人員陪着我的親人到處「找我」。新疆警方一邊在對我施加酷刑，一轉身即在我的親人面前「驗屍」，以「證明」我並不在政府手中。（未完待續）△ （以上是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份內容，轉載請註明大紀元首發。版權歸高智晟及其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