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林彪之女公開露面，參加近百名「紅二代」在京的座談會，
中共害怕歷史真相被揭露。
11月1日，90餘名「工農紅軍東路軍」後代舉行座談會，林豆豆發言提出尊重歷史事實。【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2014年10月30日、31日，習近平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爲期兩天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10月31日，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習近平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的時代主題是「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
11月1日，90餘名「工農紅軍東路軍」後代在北京萬壽賓館以紀念「工農紅軍東路軍攻漳戰役83週年」、「古田會議85週年」爲名舉行座談會。
11月6日，新華網以《近百名「紅二代」在京座談 林彪之女公開露面》爲題報導了這一新聞。報道說：「林彪元帥之女林豆豆在即席發言中提出充分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件應加緊挖掘、整理的建議。」
隨後，新華網刪除了這條消息，並且很快重新刊登林彪出逃的舊聞和林豆豆(林立衡)文革時在解放軍報社任主要負責人的負面新聞。誰都明白這是爲了消除林彪的影響。說白了，還原林彪的出逃真相，就等於拿根繩子把中共吊起來，處以絞刑。
在2014年11月刊出版的《炎黃春秋》上，有林彪的貼身內勤李根清寫的萬字回憶片段。李根清作爲離林彪最近、最不避諱的人，時常幫助葉羣整理林彪的私人「散記」，看到了林彪最真實的一面。現在林彪並沒有被平反，作爲子女林豆豆現在什麼都不擁有。所以，李根清在這個歷史階段描述的林彪應該是客觀的。）
●林彪的「散記」
林彪的大腦像一臺計算機，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運轉。
從他自己隨手寫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軍國大事，如政治、經濟、軍事等，有哲學、歷史、馬列主義理論，有穿衣、吃飯、出汗、着涼一類生活瑣事，也有對於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許多重要決策是在這種思考中形成的。如關於「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提出，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關於取消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建議，關於在京津等無險可守的平原地帶建造人造山的建議，關於加強部隊在江河湖海和水網地帶軍事訓練的意見，文化大革命中關於保持軍隊穩定的指示，命令，以及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慮成熟就口述下來，然後製成正式文件，下發落實。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沒有公之於衆，只是被保存在檔案裏，或是寫在一張張散紙上，或是記在書本里，或是寫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時也在不停地寫着心得筆記。這是林彪的習慣，有所得必有所記。葉羣常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千年文字會說話。」林彪就是天天用「爛筆頭」，給後人留下許多「會說話」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錄幾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麼，記些什麼：
林彪不敢得罪江青。左起：葉羣、江青、林彪。例一：「忠庸，張春橋、柯慶施」。這是林彪口授由我寫的一張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寫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個「心」。林彪心目中的張春橋是一個只會耍筆桿子、喊口號的平庸之輩。
例二：「人是物質中最重要物質，不尊重人就會犯最大錯誤，青（指江青）威風正在犯大錯誤。」這是林彪口授讓林立果寫在《毛主席語錄》上的一段話，說明他對江青的不滿。
例三：林彪寫了許多關於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的筆記。他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物質的可分割性……幾個原子總是結合在一起──分子」這段話旁邊寫道：「恩格斯未解決此點，而列寧則解決了，列寧說電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寧有牢固一是多的觀念，而恩則無，列高於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認爲立場是決定觀點、方法的。他寫道：「立場、觀點、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還寫道：「兩點（論）是說明問題（的）方法，解決問題要用唯（物）論，查明情況才能定（性）質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視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他寫的散記中有大量關於發展經濟的內容，比如他寫道：「只有影響人的生活的事是社會最大事」。「猛發展這一點」是「人類的靈魂、國魂、黨魂，勞苦大衆的良心，負責人的氣概，高貴的品格」。黨「須爲經濟努力」。善於傾聽羣衆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是「黨興亡定律」。
例六：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林彪總想避免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在一張散紙上寫道：「古策：（1）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勞臣逸（視察之類）」。
林彪不愛交際，他認爲「交際搞不出名堂來（且有百害──堅決天馬行空）」。
例七：關於政策，林彪寫道：「左中右──三節，用中節，循天命，勿過，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領導少數左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團結右的少數分子，中間政策就能團（結）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這種政策能團結多數。」所以應該「左而留中。左，但反極左極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戰爭，寫了許多關於打仗的筆記。其中，我在一張卡片上就記了林彪這樣幾句話：「唯利是圖，唯勝是圖，縱虎歸山，戰爭中要善於投機取巧，見利則進，不利則止（仗不在大小）。」
葉羣把林彪每天隨手寫的、閒聊說的、口述的文字稱爲「散記」，甚爲重視，時常整理、追記。在葉羣辦公室有一個被稱作「卡片櫃」的木頭櫃子，是專門用來保存卡片資料的。其中，就有許多是經葉羣整理後的「散記」卡片。葉羣辦公室還有一個小保險櫃，那裏還有葉羣的追記──《一○一筆記》，林彪與葉羣聊天時林彪的言論，葉羣就追記在這個筆記本里。
每當整理「散記」，葉羣都會讓我去幫忙。一般的是把林彪親筆寫的製成卡片，存入「一○一」卡片專櫃；把林彪與葉羣聊天時說的，記在《一○一筆記》裏；也有林彪親筆寫的一張張散紙，被原封不動地存進「一○一」「手跡」專櫃裏。
葉羣做事不專一，時常邊整理邊打電話，一個電話能打一個多小時，一句「那就這樣吧」不知重複多少次才會把電話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記」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在林彪的「散記」裏也有對毛澤東的思考，從中可以看出，林彪並不像在公開場合所說的那樣，毛澤東什麼都正確。
林彪心中還有另外一個毛澤東。這個毛澤東不是完人：
一是，理論上「使人迷糊」。
林彪讀過我給他抄寫的毛澤東《矛盾論》中的一段話「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之後寫道：「指什麼呢？有時是指總體，有時是指兩成分，有時是互衝突。悟出，一指化合體，一指兩成分，非同語異議，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還寫道：「沒有單純的過程，一切都是可再細分的，此點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張散紙上寫道：「辯（證法）之基（本）規（律）爲聯（系），而非動、質、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澤東）未如此了解，他（以）爲矛（盾）爲基（本規律）。」
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林彪則認爲：應該加上「感覺、概念、實驗」。林彪寫道，獲得正確認識，不僅是和實踐的關係，還有「和感覺、思維的關係」，「單隻實踐仍得不到（正確）認識的」。
可以看出，林彪並不完全贊同毛澤東的一些理論觀點。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認爲毛澤東搞個人崇拜。
林彪在《學文化詞典》一書「個人崇拜」詞條旁邊寫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爲己過爲人。」
在林彪看來，毛澤東的「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
林彪認爲毛澤東搞「小幫幫」。所以他說：「毛應該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的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想當年林彪在東北的地位竟然只在毛澤東和朱德之下。林彪認爲艾思奇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是毛澤東卻不重用他。對此林彪寫道：「艾之不起，乃因一號（指毛澤東）怕他影響超過自己之詭計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澤東之下，不露才能，不出頭，這是林彪的要領。所謂「不建言、不批評、不報壞消息」的「三不主義」也是爲了避免毛澤東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華月報》的一張散頁上寫道：「他先爲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着。」
林彪時刻警惕陷入黨內鬥爭旋渦。他深知，毛澤東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所以，他的選擇不是對抗，而是被動自保。從「散記」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擁」。
林彪在《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中寫道：「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的稱號。」「仿斯之於列、恩之於馬、蔣之於孫」，「人工的、有意識的、主動的、正面的、去作出擁的表示。」
「最迅速地響應他人每一新的倡議，因爲他正迫切等待着別人的態度。」
從這裏可以看出，林彪「高舉」「緊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順」。
林彪深知毛澤東對敢於違逆自己意見的人是從不留情的。林彪與毛澤東打交道幾十年，深知毛澤東對敢於違逆自己意見的人是從不留情的。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一個一個地倒臺，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順」「大順」作爲自保的「總訣」。林彪寫道：「……有個永遠不犯錯誤的辦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張，永遠不會出亂子，聽命。」「自主事──唯勝是圖（對下對事）。他主事──惟命是從。」「不爲一號事先，動而輒隨。」
林彪並不認爲毛澤東的主張、決策多麼正確，他說「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爲一條行爲準則。他寫道：「國有道則言、國無道則默。」「一個車只可一個司機。你先說，他不同意怎辦？故宜後幫。」「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遲幾天無關係，等請示和商量後再回答，中宣部國慶節規定口號的教訓不可重複。」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澤東面前是非常謹小慎微的。
●「聽文件」
林彪不參加會議、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接觸羣衆，又很少會客，獲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聽祕書講兩次文件，每次不超過半個小時，此外就是聽葉羣給他「說事」，或者是聽兒女給他講點事情，遠遠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兩次聽文件也堅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我每天都及時把收到的文件、電報、信件等進行初選、分類，然後分送給分管祕書，由他們向林彪報告。祕書也不是逢文必講，凡事必報，還要精挑細選，分析綜合，歸納整理，以便能用最簡潔的語言、最少的時間，把國內外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報告給林彪。因爲半小時實在講不了多少東西，所以不少時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態的中央內部傳閱件講給他聽。林彪如果出汗了，傳閱件也講不下去，不論文件上有沒有「急件」「特急件」的標籤都得等着。祕書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況，於是手頭「待講件」越積越多，只好天天「擠水分」，把可講可不講，可多講可少講的文件一壓再壓，精而又精，只要聽到內勤通知「首長要聽文件」，便拿起文件夾一路小跑到林彪那裏去。
祕書給林彪講過的文件都會打一個「√」，與我收到的文件數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實在是寥寥無幾。
祕書給林彪講文件需要有較強的分析綜合能力，要能從大量的、零碎的情況反映中抓住苗頭性、方向性、本質性的東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語言報告那些重要的、複雜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離開文件隨意發揮，還要吐字清楚，舉止自然。祕書趙根生就因爲愛皺眉頭多次被葉羣批評。
林彪對怎樣講文件曾經向祕書提出過明確要求。他說：「爲了節省精力，你們要側重於方向性、政治性的內容，給我講也主要講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針方面的、原則性的東西。少講數字、比例。這些東西是常改動、變動的，記也記不住，而方向性的東西則是管一個時期的。太專門性、太專業性的內容可大大省略。」
葉羣也經常交代祕書給林彪講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針對祕書「怕誤事」的心理，經常說：「天塌不下來。天塌下來有我和首長頂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祕書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來，甚至忙裏偷閒，下棋、打乒乓球、扯閒篇。
林彪之所以不親自看文件，不拿處理公文當作一回事，源於他的身體，也源於他對文件的看法。他寫的「散記」裏就有這樣的話：「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拋到九霄雲外。人──活的，大有啓發，閒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頭掩尾，修飾打扮，不易看出重點、本質」，所以「勿聽演講、文件，作文，而應聊天，有一針見血（本質），開門見山之效」。
由於林彪對文件的消極態度，給葉羣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葉羣經常對祕書說：「首長今天身體不好，有什麼事給我說說吧。」如此這般，許多本來應該由林彪當家的事情便由葉羣擅自做主了，許多本來應該讓林彪了解的重要情況也被葉羣「貪污」了。即便如此，葉羣還命令祕書「不要從右邊往首長耳朵裏吹風」，從而又使林彪喪失了許多事情的知情權。
葉羣爲什麼告誡祕書不要從「右邊」往林彪耳朵裏吹風呢？這起源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的一個批示。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一段時間，林彪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確實關心了一陣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羣衆遊行中極少數人呼喊反革命口號，把毛澤東像撕碎踩在腳下的《快報》送給毛澤東。林彪寫道：「送主席閱。西北情況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澤東對局勢的重視，不料毛澤東批示道：「林彪同志，這是大好事。左派要準備犧牲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
同一時期，周恩來也向毛澤東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地方黨委、政府遭衝擊，工作受到很大影響。毛澤東看後也批道：「不要如喪考妣，亂就亂他一陣子。我聽說那裏亂了，我就高興。這個亂是亂了敵人，亂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在那裏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興。」
毛澤東對林彪、周恩來呈送文件的批語都在中央內部傳閱。
毛澤東把林彪認爲的壞事說成是「大好事」，把周恩來對社會動亂的擔憂說成是「如喪考妣」，引起林彪、葉羣的重視。葉羣從此以「不能干擾毛主席的決心和部署」爲由給祕書立下規矩：少給林彪講文化大革命陰暗面的東西，更不能把反映陰暗面的文件推薦給毛澤東。從那以後，林彪就不再給毛澤東報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負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慶齡是敢於對文化大革命說「不」的人。她曾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和林彪，直陳己見，毫不掩飾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未完待續）△
轉自《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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