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吴英案反映了中国金融体制问题及民间创业者的无奈，我看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吴英之死，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从创业伊始，她就和当地官员关系密切，不仅银行的职员帮助其贷款，而且，二审又成了她检举揭发的对象，特别是官员新旧更替，她原先依靠的人处于争斗的劣势，而代之而起的新帮派，先利用她打垮了政敌，又盯上了她的亿元家产，两股势力汇成一流，非要杀她灭口不可。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贪官的本色，既贪婪又伪善，既把好话说尽，又把坏事做绝，他们在当初富姐风光之时，像苍蝇一样围绕着女色和财富，成了繁荣民企事业的推手，现在，换了新面孔，立即翻脸不认人，把女老板和本色集团当成内斗的筹码，表面上成了净化金融环境的楷模，只有一样东西不足惜：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被他们操控下的两级法院，像官员手中的玩偶一样，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如今，围绕她该不该死的问题，人们展开舆论的补救声援，但对于官员左右司法的国家来说，这不算什么，真正藏在法院后面有底气的，不是公平和正义，也不是人们的唾沫和义愤，而是那些更高一级的中南海大官们的批示，虽然，吴英一案与众多判刑后死去活来的高官相比，确实有点差别，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高检和高法都成了道具，恐怕没有人愿意给小民百姓讲话，还要冒着得罪地方官员和被指责干预司法的风险。

其实，中共高官明目张胆地干预司法，保护贪官的事多得不绝如缕，远的陈同海案和许宗衡案不说，就拿近期的几起列举，足以证实我的观点，去年6月23日，重庆市一中院对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一审宣判，认定陈绍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表面上看，汪洋抓的贪官送到重庆判决，似乎显得公平，这就看错了，周永康把它交给薄熙来，是知道他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异地审判成了遮羞布。薄熙来利用“死缓”送人情，不仅保护了陈绍基的生命，而且，尽表对江泽民的忠诚，也凝聚了他众多死党的人心。其用意不言自明。

同样的，和薄熙来同发“红色短信”的张春江，也异地受审而保住了小命，连他的下级，备受关注的电信反腐窝案之一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涉嫌受贿案，也在去年11月11日，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周永康，薄熙来操控司法，随意可以送人情，叫你死，有一百个理由；叫你活，有一千个借口，这就是贪官的本色。

显然，东阳富姐吴英没有这种背景与靠山，尽管她认罪态度很好，把民间融资活动违心地承认是金融诈骗；尽管她按照专案组的指向，积极揭举了地方官员的犯罪事实，但还是逃不出徇私枉法的魔掌，她临近死亡了，还不知道，在中国靠金钱不一定能保住事业，一时的富有，可能是过眼烟云，但靠权力却一定能保住财富，由于任期制的局限，上下级或各地的官员，遥相呼应，官官相助，和利益输送，导演了一幕幕践踏法律的闹剧。她如今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感谢网络时代，人们还可以发表审视的疑问，为什么更大的犯罪份子得以逃生，而较小的无足轻重的吴英非得杀头？假如舆论压力太大，有可能引起公愤和社会动荡，或许某一个比浙江省级更高一格的官员，才能信手批示，也许高法的覆核，有一线补救的希望，但目前看，还是渺茫的，无奈的，悲伤的。

笔者多次撰文，之所以为吴英讲话，不是怜香惜玉，而是基于民企融资的艰难和草芥人命的专制制度的黑暗，以及司法腐败的严重性。据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5000多亿元，山西有10000亿元，鄂尔多斯是2000多亿元，经济学家辜胜阻调研表明，中小企业大概只有10%，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浙江有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的达到180%。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高达120%。这些冰冷的数据说明，由政治体制所决定，官员的内斗使大批民企老板站在生死线上，成了坫板上的肉，说不定什么时候戴上一顶“黑帽子”，如果不想选择像李俊那样“跑路”，就必须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每天颤颤惊惊地过日子。总之，如果吴英判死，就是判了中国民企前程的死亡，这个结果多么可怕。

不过，当官的不怕这些，他们只在乎自己和家族的利益，自认为他们的生命是红色的，宝贵的，老百姓的生命是黄色的，是草，是灰，是土，所以，就出现了上述的怪事，据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当局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人又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试问，为什么对陈绍基，张春江等人不这样呢？原来，政治制度决定了官员的本色。年轻的弱女子永远地闭了眼睛，贪官们才能睡得安稳，不过，总有一天，他们必得在人们的怒吼里醒来受审，或早或晚而已。

2012年1月21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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