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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太陽最紅的年代(下)(圖)
請您繼續收看2006年9月20日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在加拿大碑詩大學發表的演講《太陽最紅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辛灝年】毛澤東敢於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他的社會基礎。我覺得我們在研究文革的時候,千萬不要走進這樣一個衚衕,就文革研究文革,把文革看成是一個孤立的獨立的現象,一個孤立的獨立的歷史事件,孰不知,文革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呀。文革的前面是什麼?文革的前面是十七年呀。十七年裏面,毛澤東內抓路線鬥爭,批倒了高饒反動集團,批倒了彭德懷,等等,黨內的所謂異己分子。毛澤東十七年當中大抓階級鬥爭,從1948年清匪反霸,到1949年建國之後,五零年開始的鎮壓反革命,五零年年底開始的土改殺掉260萬個地主,鎮壓反革命殺掉400萬所謂反革命份子,然後是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份子,社會主義改造,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從來沒停過呀。毛澤東在十七年當中不僅沒有停止過「階級鬥爭「;沒有停止過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在十七年當中對我們的人民、對無辜的當年的抗日戰士,對所謂國民黨的那些爲其家屬子弟和他們本人所用的鬥爭的方式,所用的處以的刑罰跟文化大革命沒有兩樣,只不過這些鬥爭的方式,殘酷的折磨的方式,沒有折磨在共產黨人自己的血肉之上。所以十七年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賴以爆發的基礎,不過是十七年中共專制復辟制度和專制復辟統治的一次大表演和總爆發。我從四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第一, 從思想上。文化大革命爲什麼會產生那種極端的思想?那是因爲十七年爲它準備好了。首先,1949年以後,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外族的倒退的反動思想成了當代中國的統治思想,而且成了我們的專制統治思想,確實是史無前例。因爲孟子說過一句話,吾向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可是共產黨統治中國以後,把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的思想,列寧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當作中國治國的專制思想。誰敢反對,誰就必然去向屠刀報到。獨尊馬列,殺盡百家。我想,有年紀的朋友都記得,誰敢說一句馬列的不好,誰敢對馬列提出自己更革命的或者是不更積極的解釋,我告訴你,監牢都在等待着他。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東西。那麼這個思想統治的要害是什麼呢?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制這一個線條,這一個鏈條。我曾經專門講過,這是其一。 第二, 在思想方面,運用到十七年進行的所謂馬列主義的教育,階級鬥爭的教育,和共產黨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的教育,他使整整一代青年,造成十七年當中,已經完全的相信了馬列就是天堂。完全的相信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就是人間的治理,完全的相信了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是理所當然的。從而才會造成十七年當中,我們有很多的大學教授、大學講師、中學教師、中學生、大學生表面上看上去都是文質彬彬的,可是十七年天天看地主怎麼剝削貧下中農的電影,天天看資本家怎麼掄起鞭子打工人的電影,天天聽的是革命的歌曲,天天聽的是殺人的口號。一位叫肖平的將軍到我的中學來做報告,告訴我們的這些同學們,我當年在高一,他說,同學們,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革命嗎,革命就是殺人,什麼叫敢於革命嗎,就是敢殺人,同學們敢不敢啊?我們在底下喊:敢。真敢,沒錯,你想十七年的這樣一種殘酷的滅絕人性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性的教育,造成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腦袋裏面,把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全打光了,把我們的孔孟思想,孔子育仁,孟子育義,全部打光了,把我們中華民族那點美德全部消滅的差不多了。所以這個時候才能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聲號召,在向來尊重老師尊重導師的中國,學生可以打老師,替女教授刮頭,甚至於可以活活的打死教師。妻子可以鬥丈夫,兒女可以寫父母大字報,父親母親被鬥死了還要跟他劃清界線,不給他收屍。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五千年曆史上有過這樣的先例嗎?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嗎?不是吧。怎麼來的?「十七年」。十七年的思想統治,馬列的思想,專制統治,馬列的教條,馬列的沒有人性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把我們幾代中國人變成了,用一句不好聽的話來說,連禽獸都不如了。否則你怎麼會去殺老師、打父母呢? 政治上,第一它首先在1949年以後建立了一個以馬教爲思想統治的教政合一的政治制度,用教說馬列,好像言詞不合,可是主義是什麼?什麼叫主義?主義這個辭怎麼來的?一個宗教,一個信仰的主要的意義嘛,主要的訓示,這就是主義嘛。主義就是教嘛,馬列就是教嘛,西方倒退的馬列教與中國的政治權力相結合,最後的結果就是建立了一個教政合一的史無前例的殘酷政治制度。這個制度的殘酷性集中的表現在它設定了思想罪,因爲在一般的國家,在現在的民主國家,即便是在我們中國的古代,封建和君主專制的社會歷史過程當中,很少有所謂思想罪的,你怎麼想怎麼可以立罪呢?我就不說言論自由了,可是共產黨管你怎麼想。你不是不參加政治學習嗎?他逼着你來參加政治學習,他說你不關心政治,你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這樣吧,大家都會記得。它建立了這麼一個教政合一的專制政治制度,殘酷的制度。 第二,它在政治上恢復了被秦始皇已經廢掉的封建制。什麼是封建制的靈魂呢?從秦始皇到漢武帝93年間終於以郡縣制全面的取代了封建制,封侯建國在中國的兩千多年曆史上已經成爲歷史的過去的一個話語了。而封建制的一個要害就是等級制。什麼叫封侯建國,就是皇帝老子根據他自己的兒子、孫子、重孫們,他們的階級、他們的年齡,來分配給他們一定的制度下的所謂國家。封侯建國,及其講究等級,所謂貴族所謂平民,兩千多年,我們中國歷史中有多少貧下中農出身的好宰相,大家應該數的出來。秦始皇之前,春秋戰國就不講成分了,那些著名的縱橫家們都是出身貧民啊,因爲有本事當了宰相啊。秦始皇之後,有本事的人可以考科舉呀,考上了就是宰相啊,「朱買臣馬前撥水」的故事,妻子看不起他貧困,離開了他,可是他刻苦十年讀書,考上了舉人,考上了狀元,回鄉作官,他的妻子來見他的時候,是滿面羞慚,不能見他,自縊而死啊。這就說明中國兩千多年不講出身,不講成分啊。可是共產黨49年以後就講出身講成份這個大家都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得了了,變成什麼了,叫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這是文革的名言啊,這是造反派批鬥會上的口號啊。它全面的,徹底的大大的超越了秦王朝之前的封建制度,將一種嚴酷的等級觀念在所謂的革命的名義下劃分的清清楚楚,所謂成分論,有成分不唯一看成分,重在政治表現,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當中,我想在座的一定知道有多少梁山伯與祝英臺,有多少羅密歐與茱麗葉啊,只要你談個女朋友他家有海外關係他是地主出生或着他家是富農,他的父親被打爲右派,那你家父母就會鬧翻天啊,中國歷史上沒有過啊。講門第,歷來有之,可是像在文革當中那樣,向那樣劃分了嚴格的等級,是沒有過的事。紅五類、黑五類,後來發展到黑九類,大家都應該是記憶猶新。 第三,它不僅建立了一個殘酷的教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恢復了秦以前的一個殘酷的嚴酷的等級制度。它還在漫長的十七年當中發動了將近十五、六次的政治運動,進行了持續的不間斷的鎮壓和屠殺。1949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人在外沒有外患,內沒有內憂,每一家的門楣子上,左邊是聽毛主席話,右邊是跟共產黨走,橫聯是社會主義好,沒有人反對它。被逼被害被餓被處決的6000萬,超過文化大革命2000萬的3倍。1979年所謂平反收拾人心的時候,我們家家戶戶過年奔走相告,唉呀,我爸平反了,我爸爸昭雪了,昭什麼雪平什麼反?絕大多數都是十七年的冤獄啊。 第四,在十七年當中由於以政治運動作爲統治國家的方式,以政治運動作爲鞏固自己政權的方式,造成了有法不依,沒有法,運動就是法,運動來了,誣告無罪,運動來了,打人無罪,運動來了,殺人無罪,運動來了,可以隨便的處決那些蒙受了冤屈的不平的靈魂。從政治上呢,它復辟了這樣一個專制制度,它爲文革的復辟個人的獨裁統治奠定了基礎啊。如果說文革前十七年是建立了一黨專制的話,文革10年不就是爲了建立毛澤東的一個人的專制嗎?一個人的專制是什麼?他的歷史概念是什麼?就是君主專制嘛。如果說 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復辟了專制制度,那麼1966之後的文革當中就是毛澤東復辟了君主帝制啊。這個黨在1949年對全中國人民獲得了專政的權力,1966年以後,經過3年大斗,毛澤東終於獲得對全黨進行專政的權力。你們說是不是復辟中的復辟呢,專制中的專制呢? 從政治上,從思想上,從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到事必奉馬列,也就是說,說話必須要引用馬列,寫書必須在馬列指導之下,做是必須在馬列主義的指導和框架之內。到了文革就變成什麼了呢,言必稱毛着,書必寫毛着,事必奉毛着。大家都知道,每當開會,就要拿起紅寶書,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對吧,第一句話,是這樣吧。知識份子所有人寫文章,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階級鬥爭如何如何如何,每一篇文章都有這個開頭,不是假的吧。毛主席早上7點鍾醒過來了忽然想到一句話,寫了一首詩,我還記得兩句詩詞,一個叫做「更有流水潺潺」,對不對,有這首詩吧。這首詩裏面還有四個字叫不需放屁,然後又成了毛主席最高指示。 我們安徽省一家自來水公司在過年的時候居然貼出一個宏大標語啊,很大的標語啊,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更有流水潺潺」偉大指引下,本年本場的自來水的生產超過往年的總合如何如何,取得巨大的勝利。乒乓球打贏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批判走資派,批判反革命份子的時候,比如如果說一句,說我沒有這樣,不需放屁,這已經是個最高指示,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們聽起來很好笑,在當年是非常的道貌岸然啊,義正辭嚴啊。正是爲如此,他期的鬥爭過程當中積累了對敵鬥爭的經驗,全盤的,公開化的,發展式的運用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大斗的整個過程當中,正因爲運動即法,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法制更是蕩然一盡。本來就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走上了無法無天的道路。毛澤東說,我就是禿子打傘,無法無天,這是他的原話,這是我說的第二個方面,政治方面。 第三個方面,文化方面。我剛才已經提到了,十七年是什麼文化,十七年是黨的文化和黨的組織啊,十七年是什麼文化,十七年發展的是一個專制文化,專制文化只允許歌頌共產黨,只允許歌頌毛主席,只允許歌頌共產黨的歷史,必須批判中華民國是個舊中國,國民黨是個反動派。只准許說不堅持抗戰的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向抗戰的勝利,批判那個真正領導堅持了抗戰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是不抗戰的,是望風披靡,拱手相讓,「十七年」的所有的文藝作品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這樣,沒有例外可言,專制文化已經完全形成了,已經形成了一個共產黨專制文化的一個巨大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欺騙和謊言,用文藝的方式來粉飾這個欺騙和謊言,對新一代進行所謂的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的教育,在文化方面,一支專制的文化隊伍完全形成,在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這一個基本的理論之下,共產黨把全中國的文藝家全部組織起來。建立了全國文聯、全省文聯、全市文聯、現文聯,然後在文聯裏面成立了各個協會,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畫家協會,所有的協會都有黨組,都由黨來領導,一個專制的文化隊伍完全形成,這個文化在「十七年」的發展當中,到了一九六四年,由於毛澤東一邊高叫「階級鬥爭」,一邊大搞個人崇拜,在這個狀況下,歌頌毛澤東成了六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和文化大革命當中,應該是文化的最高專制表現,一九六四年巨大的、大型的「東方紅」音樂舞蹈史詩不是出現了嗎?毛澤東不是坐在臺前看的嗎? 文革爆發的社會基礎-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 【辛灝年】第四,在經濟上,我想在座的年紀大一點的朋友還記得吧,在文革前十七年一直到文革,我們中國人很可憐哪,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是不是,燒煤要煤票,結婚要批准,出門要介紹,沒有大隊書記的介紹書,出門就可以被抓啊,我們安徽鳳陽縣歷來有討飯的習慣,這個縣很有意思,每年過完年以後,就把門一鎖,就全家討飯去了,第二年再回來繼續過年,這是一種傳統,因爲那裏窮啊,太窮了,年年鬧水災、旱災,可是討飯也要介紹信啊,如果討飯沒有介紹信,就很可能被懷疑是階級敵人,抓起來勞改去了,這在中國大陸當年簡直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在全中國到處出現的事情吶,有很多農民勞改犯人,你問他你怎麼勞改,你怎麼犯法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不就是討飯嘛,那你討飯怎麼會來,因爲我沒有介紹信,你想,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人民吃飯要飯票,燒煤要煤票,穿衣要布票,結婚要批准,組織上不批准,不能結婚的,不是說你到區政府拿個結婚證啊,單位必須領導批准你結婚,你才能結婚的,單位領導如果看中了你這個對象,你想結婚也不行啊,他要結婚吶,這種事情中國是屢見不鮮啊,這就說明一個什麼,我們中國人從工人、農民到知識份子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奴隸。 工人是「工奴」,農民是「農奴」,知識份子是「知奴」,我們的人身自由不說了,我們吃飯的自由、穿衣的自由、走路的自由、結婚的自由,全部被它控制了,我們在共產黨的這個「大鍋飯」裏面,在掌握着無產階級專政鐵瓢子的那個黨的領導人面前,我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們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可以獨立地去做自己的事情,因爲就算你有糧票,你有安徽省的糧票,到上海還是吃不到糧食,因爲到上海需要全國通用糧票,是不是這樣,我們整個的人民當年所叫的八億人民的「人生」,已經完全被依附在共產黨這個龐大的、殘酷的機器上,動彈不得。 所以有人埋怨我們大陸人,哎!你們怎麼搞,到現在還在搞專制,你們怎麼不反對共產黨,你們已經到哪去了,把你送過去,你也反不了,這個社會像鐵桶一樣的呀,在經濟上還有一個原因,「十七年」工人只有三十幾塊錢,可是林彪在一九七一年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裏說了,叫「國富民窮」,毛澤東機攢了整整八千億人民幣,這八千億人民幣被毛澤東在十年文革當中全部花光,「十七年」人民的困苦爲他積累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經濟基礎,「十七年」被剝奪了全體人民的自由,爲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先天的優越條件,就是不敢造反的條件。不能造反的條件,這就是毛澤東之所以敢於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治、文化和經濟四個基礎,從這四個方面,「十七年」給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所有的暴行都準備好了基礎啊,所以要想了解文革,就不能不了解文革的社會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十七年」,「十七年」當中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爲他們在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早已做好了政治等等各個方面的準備。 發動文革的理論依據 【辛灝年】文革是毛澤東和中共一起發動的,可是文革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江青在被審判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就是毛主席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咬誰,所謂「中央文革」,所謂「四人幫」,都在毛澤東這個領袖的指揮下進行運作的,他的理論,理論是什麼,大家都知道,是毛澤東在準備文革的時候,逐步地成熟,在文革當中逐步地完善起來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從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路線等等方面,從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出發,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正式理論的提出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六號,蘇聯「十月革命」國慶節前一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叫作「沿着蘇聯『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道路,勝利前進」,從六個方面證明了、闡述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就是他的理論。 【主持人】文革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持續時間最長,受害階層最廣,死難人數最多的一場瘋狂的全民運動,中共在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公佈了一九八四年五月核實的最新的統計數字,文革中有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23萬7千餘人在武鬥中死亡,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 百餘個家庭被毀,4百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約有1億人受株連,佔當時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而一些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革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到773萬人,隨著文革研究和民間反思的不斷深入,受難者的名單還在不斷的加長。與這些數字相比,更多的難以計數的是那創傷累累的靈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爲什麼文革被稱爲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的文革 【辛灝年】毛澤東自己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今天我們反思和回顧文革,也說它是史無前例的,爲什麼?我們看四個方面,第一: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史無前例的。 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史無前例的,因爲共產黨在四九年以後的十七年,其威風啊,是…不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當政者所能比的。可是一場文革,將中共由興轉衰。在文革和文革之前,共產黨是找着你打架的,逼着你參加政治學習的。必須要讓你申請,積極地去參加共青團和共產黨的。可是經過文革之後,到今天爲止,共產黨就怕你關心政治啊;就怕你做異見份子啊;就擔心你搞「民運」、搞「運動」啊,穩定壓倒一切啊。共產黨「十七年」是建構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十七年。中國共產黨的文革十年,是把自己推向了一條由興轉衰的一個環節。在文革之後,共產黨已經走向了要守住這個政權,甚至公開向封建君主們提出的一樣,要中興它的共產王朝。要人民久安、中共長治啦。 對共產黨來講,從共產黨的革命歷史上來講,中國共產黨真的是沒有經過這樣一個「大翻鍋」的歷史;這樣一個慘痛的由勝到敗的轉折的歷史。所以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中央禮堂的報告當中說,我們要感謝周總理啊,是周總理把文革我們共產黨的這一條大船,已經快沉到底的大船,重新給浮上了水面哪,他都承認了。 共產黨在它局部的回憶和反思的說話當中,文件當中,也說文革差一點葬送了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革命事業,這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第二、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從四九年到六六年的十七年,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是建成了一個專制的中國。也就是實行了「專制之治」,是這樣吧。 這個專制是史無前例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自己又製造了一個「專制之亂」。在專制的統治之下,搞亂了全黨,搞亂了全社會。搞得全體人民民不聊生,老太婆從雞屁股裏面摳一個雞蛋賣,叫「走資本主義道路」,還要批判,還要掛牌子遊街。這種生活在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呀。所以對於國家來講,是從「專制之治」走向「專制之亂」,先亂共產黨,後亂了人民。最後受害的是誰?人民嘛。最後得不到平反的是誰?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嘛,最後葬送了自己無數性命的是誰?是爲毛澤東打天下的「炮灰們」哪。所以,它也是史無前例的。 第三、對我們民族而言,我們的民族遭遇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曠古奇災。我們的民族,在歷次的戰火當中,歷次的紛亂當中,在數千年的分分合合當中,沒有人去砸黃帝陵;沒有人去砸孔廟;沒有人去把和尚、尼姑從廟裏面逼出來,「鴛鴦點譜」式的把他們配成一對一對的夫妻,非接受命令不可。這是我親眼所見。沒有人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在全中國的範圍內,進行公開地焚燒和踐踏。沒有人把中國人民的所有家庭的家譜,都付之一炬。一九五八年,北京市文物局調查北京的文物,是七千處。文化大革命毀掉了五千處,光是北京一地啊,在八寶山的「革命」公墓裏面,紅衛兵、造反派們把共產黨的祖宗之一瞿秋白的骨頭,從墳墓裏掘出來,讓他的妻子楊詩華站在邊上,對他進行批鬥。這是對自己人哪。在青島,紅衛兵、造反派把康有爲的屍骨,從棺材裏拖出來,用一個棍子纏上鐵絲,掛着他的骷顱頭在青島的大街上遊街。這是全世界和人類文明史上沒有過的事情啊。我們的民族歷史,被徹底地否定和踐踏;我們的民族文化,被徹底地踐踏和焚燒。我們的人民,終於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誰了,所以我們中國人才會說,死了去向馬克思報到。多麼悲哀呀!對一個民族來講,這已經是可憐到何等地步,難道這還不是「史無前例」嗎?對人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攻佔中國十四年,殺死我兩千一百萬人民。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外戰,也不是內戰,所有的造反派沒有造過共產黨的反,這是丁抒教授說的。所有的人沒有去造過毛澤東的反,死了兩千萬吶。毛澤東問汪東興,文革大概死了多少人?汪東興說,大概兩千萬吧。毛澤東說,我們福建省多少人?汪東興說,福建省五千萬人。那如果死了兩千萬,不是還有三千萬嗎?一個專制君王毫無人性的面目,他的君虎之相,暴露得淋漓盡致啊。 我們的人民所承受的災難,又何止這一點呢?我們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十七年」的否定民族歷史,否定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在文革的這一場烈火當中,燒掉了我們的民族文化、燒掉了我們的民族自尊、燒掉了我們的民族道德。以至於直到今天,在八十年代,中共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們說,中國的天不好、地不好、水不好、人不好,什麼都不好,就不說共產黨不好,拿我們的歷史和民族爲共產黨的罪刑墊背。到了今天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自由派」們,說中華民族是劣等的民族,中國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中華的民族文化是次等的文化。這一切一直在文革對我們中華民族的破壞,以及文革所表現出來這些種種的罪行和形象,真是休慼相關吶。 恢復民族文化、傳統,繼承我優秀的民族文化,由於「十七年」的前期破壞,文革十年的瘋狂破壞,擺在我們面前的路該是何等的艱難。從這四個方面看,大家看看,它是不是「史無前例」啊,真的是史無前例啊。我沒有時間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歐洲宗教戰爭,宗教專制統治時代對人民的戕害、對社會的戕害進行一次比較,我會做這個工作。我相信,我也可以預言,沒有一場宗教戰爭和宗教破壞能超過文化大革命。因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真是觸及了每一個人靈魂,每一個人生活,每一個人生命的所謂「大革命」。 文革的客觀效應 我今天根據一些基本的事實,做了一些粗淺的分析。我們不要忘了,文革也有它客觀的效應,就像一個皮球,我們把這個皮球的氣打得很足很足,足到相當的程度。當我們用使勁打到牆上的時候,它會彈得很遠很遠,是不是這樣?這是生活中的一種常識。文化革命就是這樣,毛澤東把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革命的殺人、專政、階級、階級鬥爭,走到了極端。否極泰來啊,人民就會發生另外的想法和看法,社會就會發生其它的現象;民族就會有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了。 總的來說,它有這幾個方面的客觀效應;第一個效應,文革前「十七年」,共產黨是在鐵桶裏殺人、打人,誰都不知道。文革,共產黨要把自己黨內的異己份子拎出來打、拎出來殺。由下到上、由外到內用人民打黨,所以它就不得不開了窗子。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中共的暴力專政,和它的專制本質,暴露無遺。是這樣吧。 毛澤東取得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毛澤東的共產黨,早就對全體人民進行了專政。毛澤東終於成了一個什麼人?成了一個沒有加冕皇冠的皇帝、沒有龍袍加身的帝王。他的權力超過了中國古代所有的帝王,因爲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以後,他,毛澤東,已經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是一個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不得不死;要彭德懷亡,彭德懷就不得不亡;要林彪從天上摔下來,林彪就不得不從天上摔下來。誰有這個氣派?只有皇帝有這個氣派,只有壞皇帝、大皇帝最獨裁專制的皇帝,才可能有這個氣派。因爲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把一九六九年之後建立的「毛家王朝」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進行相比,我們發現,毛澤東不僅是一人獨裁專政,叫誰死誰就死,叫誰亡誰就亡。他的「後宮」力量,以他的夫人江青爲首的所謂「四人幫」的力量,已經成爲中國共產黨中央裏面統治全國人民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宮、閹黨,興禍做怪的事是有的是。但是像毛皇帝的夫人江青這樣,橫行天下,上打劉少奇、下打人民,屠戮生靈無數的這樣一個江皇后,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過。我們有很多朋友,只是就共產黨談共產黨,我們一定要把共產黨的王朝,特別是毛澤東的王朝,跟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進行對比,這樣才是公平的。 正是因爲如此,在文革的後期,人民偷偷地罵江青、恨江青、罵「四人幫」,那已經是不見怪的事情了。人民正因爲如此,看到了中共暴政的本質面、看到了中共被公開出來的所有的暴政。人民終於對共產主義信仰開始懷疑了,信仰的破滅從文革後期,從「林彪事件」之後開始了。對毛澤東的迷信和崇拜〈的懷疑〉,在林彪事件之後開始出現了,這是第一個客觀效應。 第二個,一九五七年北大的學生林昭,用她一顆真誠的心,喊着四九年以後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將辛亥以來中國人民曾經擁有過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嚮往,最後一聲地叫着在反右派的高臺上,她終於被共產黨用子彈奪去了她的生命。 自由和民主的概念、自由和民主的真義,終於在五七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的廣袤土地上,蕩然無存,沒有了。用我們一個「民運」人士的話來講,我們今天搞「民運」是從黑房子裏開始的。沒有一點陽光引導過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光線告訴過我們路在何方,是這樣。 可是一場文化大革命,忽然使人民感覺到了這不是自由和民主,這不是「社會主義」。那個時候人民的思想還是停留在這個上面。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號的那個第一個「天安門事件」裏面,刷出了這樣的標語、喊出了這樣的口號「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當江青向毛澤東彙報,說他們已經喊出了「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這句話時,回憶錄的作者們說,毛澤東眼睛一閉,人整個在沙發上向下一沉,才下了決心要鎮壓「四‧五天安門事件」。可是,一句「秦始皇的時代,永遠一去不復返了」,它卻是我們中國人民在辛亥革命之後,在四九年後遭遇殘酷的專制統治之後,覺醒的第一個口號。反對專制的口號,隱含着對自由和民主的重新認知和嚮往。這是文化革命的第二個客觀效應。 第三個客觀效應,太多的紅衛兵、造反派,充當了毛澤東奪權的炮灰、打手。可是,在毛澤東奪權行將勝利的時候,對紅衛兵和造反派所進行的殘酷的屠殺和鎮壓過程當中,造反派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慢慢地,最原始地開始了覺悟。他們意識到了這不是羣衆運動,是「運動羣衆」。他們開始知道自己充當了炮灰,他們甚至於手中握着槍,雖然沒有打過共產黨,毛澤東和無產階級專政,可是他不想交槍啊。因爲交了槍,他知道就有生命之憂,他們開始抗拒了、開始抗爭了。雖然不是全部的造反派,可是造反派裏面確實存在過這樣一些人,這是第三個客觀效應。 第四個客觀效應,自從文革以後,中國人民開始從中共的反動專制統治,走向了對於這個統治和中共革命歷史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後,有一場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第一個反思就是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第二個反思是反思「反右」,否定「反右」,然後就開始反思「土改」、「工商業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等等的這一些共產黨的所有的政治運動和政治戰略,然後終於走向了對抗戰的反思,走向了對「北伐」的反思,誰領導了「北伐」?誰打倒了軍閥?終於走上了對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的反思,終於走上了對1912年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1949年毛澤東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思,誰才是走向共和?誰是背叛共和?終於走上了對孫文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反思。 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80年的較量當中,人們開始慢慢的意識到民族獨立、民權幸福,民生自由,該是多麼的正確啊!如果沒有文革,這個反思要推遲到哪一年?我們還不知道。文革這個皮球(氣)打的太足了,它終於從牆上彈回去了,彈的很遠很遠。終於彈出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彈出了人民反腐敗、反官倒的心聲,彈出了我們十幾年來人民在89年之後,革命悄然而至。改良開始被拋棄的這樣一個歷史的新時代,中共終於從「十七年」架構專制統治,走向了文革,毀壞它的專制統治,走向了文革之後,用改革開放,專制改良的辦法,來修補和維護這個殘餘統治的時候,中國的明天依然是光明的。今天要的是真正的認識文革,從新認識,走向共和的信心和決心,謝謝。 【主持人】究竟誰應該對於文革這樣一場給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帶來空前災難的政治運動負責呢?中共在《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將責任推給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之後,清理冤假錯案時,所發出的所謂平反的文件,也千篇一律的寫着:受林彪、「四人幫「迫害,回顧中共見證這50多年的歷史,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塗炭了多少無辜的生靈,然而它依然是偉大光榮正確,並牢牢的掌握着統治權力,正是這種替罪羊的機制,使它不僅一次次的逃脫了罪責,而且迷惑了無數善良的百姓,人們對它的平反昭雪感恩戴德,對一切向前看,而既往不咎。 何清漣女士在《結構虛假的歷史論國家最錯與政治責任》一文中,介紹了這樣一個概念,她認爲中共政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給人民和社會所造成的災難是國家最錯,是其領導人依靠組織資源和國家機器所實施的國家非正義行爲,國家最錯的主體暨犯罪主體是國家,是政府、是執政黨。十年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也許只是一滴水,然而文革十年對於一代中國人來說,它卻像經歷了一個世紀。40年過去了,從歷史的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爲了上個世紀的過去,然而從現實的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那是因爲文革賴以產生的土壤還在。文革之後,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六四之後對法輪功修練者的迫害和鎮壓,這不斷髮生的悲劇,不正是文革的重現和繼續嗎? 在上次的節目中,我們曾給大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文革結束的這30年,中共的領袖換了一代又一代,爲什麼類似的悲劇還在不斷髮生呢?中國有沒有可能再次發生文革呢?辛灝年先生在演講之後,回答觀衆提問題時說: 【辛灝年】要警惕文革政治惡流的回潮,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因爲共產黨的專制制度依然存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依然存在。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能和可以發生形形色色的文革。那麼,怎樣才能夠鏟卻文革再次發生的社會基礎呢?歷史條件呢?只有一個追求,那就是走向共和、完成共和,建設一個既民主又法制的好中國,文革將永不再現,謝謝。 (歡迎轉載,請勿刪改。轉載請註明新唐人《透視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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