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是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1993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亮相，接着在农历除夕出现在电视上，这是邓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邓小平衰老的神情不但令香港股市立即一泻千里，而且令中共党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也神经绷紧。

江并不能随意见到邓小平，有事都由邓办通知，所以邓这次亮相让江泽民感到快熬出头了，头上的紧箍咒已经松动。江泽民和曾庆红常常研究如何进一步站稳脚跟，他们发现，只是安排自己人马抢夺地盘还不够，还要全方位收买人心。在随后的几年里，江泽民用各种腐败方法拉帮结派换取高官们的忠心。江泽民发现腐败还有一妙用，不效忠自己的就采用“反腐败”的办法清除，这种办法在江泽民后来打击政敌时被派上大用场。

不过，只要邓小平还活着，江泽民就心存顾忌。1996年12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两个月过去了，令江失望的是邓小平还是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江泽民焦急的是如果邓拖拖拉拉不走，弄不好病情又有了转机。等待的日子对江泽民来说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病逝。

江泽民的人马迅即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声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在邓小平遗体告别仪式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江泽民发言时还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悲切。为增强效果，江泽民特意挤出了眼泪。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真实的心态是怎么回事。那张江泽民抹眼泪的图片，到今天还时不时地被人拿出来当笑料。

追悼会结束两天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被要求学习江泽民所致的悼词，军官们被要求“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词句出现达九次之多。

2﹒忌恨乔石

这时被江泽民曾庆红搞下台的杨尚昆已经九十一岁了——但他还活着；其弟杨白冰虽然失去军权但并不等于没有兵权。这都使江泽民心中不安。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来，江泽民感觉当务之急是搞掉乔石。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学生运动。1945至1949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和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而那段时间，江泽民还正处于彷徨不可终日当中。中共建政后乔石从基层做起，1982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历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党内象他这样从学运到工业系统，从对外联络到主管组织、情报、纪律，最后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人，别说长期身处下位的江泽民，即使李鹏这些货真价实的烈士子弟，甚至连老一代的杨尚昆、薄一波等都无法相比。

显然，论资历、才干，江泽民无法把自己和乔石并列。凭着江的察言观色，他来到北京后很快发现，乔石是两派元老邓小平和陈云都非常看好的人选。中央机关的人们也常常说乔石是凭真本事上来的，这让江泽民认为是故意在暗示他江某人的无能，心里不由对乔石充满忌恨。其实乔石在1985年就与胡启立一起被党内大老们内定为接班人，他稳健踏实和敏锐果敢的特点得到了元老们的赏识。“六四”时，邓小平对总书记赵紫阳失望之余，考虑接替的人选里就有乔石。

江知道自己的地位远不如乔石。乔石背后是彭真、万里的政法系统、人大委员会。更让江泽民难以下咽的是，乔石的口碑和内外形象很好。乔在选入高层之初，被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元老同时看中，十三大被内定为政治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以316票高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只差一票便获得全票──因为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没有投他。

北京圈子里有“江落石出”的说法，表明人们希望江泽民下台、让乔石上来的愿望，这让江泽民想起来就恼火。在杨家兄弟倒台之前，江泽民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所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提拔，不如说是老家伙们妥协的结果。邓小平虽然同意，但犹犹豫豫，几次要把他撤下来。真正欣赏自己的李先念也不是因为他政绩高，而是他把李侍候得好。

江泽民望着桌上的那张1989年6月21日拍下的照片，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提上来的六个常委合影，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姚依林，中间则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邓的意图非常明显，杨尚昆是邓小平意图的执行者，而江泽民不过是吃烤鸭时旁边的那盘小红萝卜，有没有都无关大局。

现在，执行邓小平意图的杨家将被搞下去了，邓也过世了，这让江的胆子壮了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去世以后，自己职位最高，大家应该向“核心”靠拢才对；而乔石似乎不买自己的账，看见不对的该指责还指责，该批评还批评。这让江泽民胃里好象老有个消化不了的东西，愤恨不已。

江泽民从上海发迹，当上海市委书记时搞的那个“上海帮”早就臭名在外。江有了党政军大权后更是见缝插针安插“上海帮”。为此，邓小平不止一次提出批评，乔石也在政治局提出选拔干部要讲五湖四海，虽然乔石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把眼光扫向江泽民。

邓去世后一个月，《德国商报》采访了乔石，曾庆红马上找人翻译成中文后送给江泽民。曾庆红神秘地说：“乔石同志除了继续谈法制和人大外，还对这个德国记者强调了一件事”，他故意停了一下，看到江有些发急时才继续，“他说，主要还是要‘反左’。”江泽民惊愕地重复了一句“反左？” 他不由地想起邓小平南巡时自己差点下台的险情。

1995年3月9日，乔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立法是各项立法的重点，应在一年内完成。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也呼应说，人大代表应有选择候选人的权力，政府新政策应向人民公开说明。乔石还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呼吁：一切国家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从制度上着手，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最根本要靠法制。乔石的句句讲话都让江耿耿于怀。

邓小平去世、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倒台后，江泽民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乔石坚持法制的主张就成了江泽民心中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打发乔石在十五大退休，成为江的下一步棋。

于是江泽民再一次与薄一波做了交易。薄答应向乔石施压，要乔石退休；江则抱歉说自己对薄的儿子薄熙来“关照”得还远远不够。

1997年4月26日，彭真去世。江泽民认为彭真是乔石的最大政治靠山。1966年连毛泽东都对彭真无可奈何。不好对付的彭真一走，江泽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御用文人

在江泽民使用的三个御用文人滕文生、王沪宁和刘吉中，滕文生是和江关系最远的一个，王沪宁是江最崇拜的一个，刘吉是私交最好的一个。江泽民做秀的东西，大多就是从这三个人中搬来的。

“中南海第一笔”滕文生

滕文生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宁，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理论组组长、副主任，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起滕文生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被江泽民提拔当了主任，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后来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就是滕文生主笔的。

滕文生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专门收集各种开明人士的材料，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就是因为这些材料而被开除党籍。1987年9月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撤销了这个研究室。

北京消息来源说，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

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的王沪宁，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而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王沪宁调入中南海后，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据透露，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又要求到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叫王冶坪“嫂子”的刘吉

江泽民身边虽然政治吹鼓手不止刘吉一个，但即使“大内总管”曾庆红、“政治化妆师”王沪宁等人，在江泽民面前也从不敢象刘吉那样举止随便，更不敢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随时闯进江府。

刘吉1935 年10 月出生，安徽省安庆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虽然毕业于理工科，但刘吉热衷研究的却是“领导学”。在江泽民主政上海期间，刘吉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陈至立的下级。1993年他被调到北京，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吉的理论功底主要发挥在“明主论”，试图在党内为江泽民包装开明形象，以及把“核心论”和“新权威论”变成主流意见，让江开始藉权施威、藉威扩权。

江把王沪宁的理论背诵下来就变成了江的理论。不过江泽民不能把“明主论”背下来，因为这是让亲信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但刘吉能够指导江泽民如何提高权斗“艺术”，这一点对江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江泽民与刘吉有过几次促膝长谈，把刘吉奉为“国师”。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刘吉出入江府从不用事先通报，负责江府内勤的警卫人员从不敢挡驾。在上海工作时，刘吉从未称呼过江泽民的职务，总是“泽民同志”长、“泽民同志”短。到北京后，“泽民同志”改成了“总书记”，但在江泽民家里，对王冶坪仍然以“嫂子”相称。

据称，刘吉调北京后，一般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用餐，想换换口味时便驱车直驶江府。王冶坪兴致好时便亲自下厨，烹饪几样刘吉喜欢的江南菜。即使王冶坪本人无暇顾及，身边工作人员也早已习惯刘吉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特权，随时为他打点用饭。

但后来刘吉公开表态支持一些改革派知识份子，江泽民在执政后期就开始疏远他，刘吉最后从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4﹒香港回归

1984 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当时中国政坛上最耀眼、最具改革意识的总理赵紫阳签署了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定。法新社1984年12月19日曾拍摄到赵紫阳陪同撒切尔走过红地毯的图片。然而，一心只想别人吹捧自己的江泽民不能容忍赵紫阳拥有这份功劳，也不能容忍民众了解这个真相。在中共后来的宣传中，见证历史的这张照片里的赵紫阳却被模糊处理或干脆剪掉了。其实回顾中共起家的这80年，这类事情屡见不鲜。

五月份，香港主权移交前，北京政坛为十五大人选吵翻了天。江泽民让宣传部门大造舆论，把全中国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回归上来。

乔石在一次会议上说，香港回归虽然是大事，但是毕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收回是理所当然，所以参加回归的代表团应淡化共产党的色彩，不要给人共产党在收回的印象，而是要突出政府和人大的角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该留在北京，政协主席李瑞环对此看法深表赞同。对此，江泽民气得全身发抖。

香港回归大典万众瞩目，是千载难逢的历史盛事。江泽民此时不去做秀，还等何时？况且这次做秀对十五大人事安排将有很大影响。所以江泽民坚持出席，绝不让步。

此时，秘书处来人报告说，赵紫阳也希望参加回归大典，以实现1984年12月和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许下的心愿。“添乱！”江泽民捶了一下桌子，命令秘书立即通知罗干，加强对富强胡同的监视，严防有人借这事把赵抬出来。

丁关根转来中央电视台的请示函，问九七专题片，如何处理“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画面。曾庆红出了主意，淡化赵紫阳角色，主要宣传邓小平，但不要痕迹太明显，以免授人以柄。

1997 年6月30日，江泽民抵达香港，一路上精神亢奋。在“老人中心”，他和上海老年人用上海话谈论麻将的技巧；在购物场所，他又用半扬州普通话半广东话同周围事先安排好的欢迎人群打招呼、搞笑，“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他还特意选中一个小姑娘谈了几句交底话，江告诉她，他虽然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其实，讲不好、现学现卖也要讲，“人来疯”式的哗众取宠正是江的本色。

香港人早已看惯英国绅士的风度、英国王室的优雅举止，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彬彬有礼的微笑，看到顶着国家主席头衔的江如此疯颠、轻贱自己，香港市民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6月30日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欢送大会在深圳举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向即将启程的部队官兵发表讲话。次日凌晨，大雨倾盆，部队在低沉的黑云下开入香港。

6 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一行，同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的两个主角只有英国首相萨切尔到场，而另一位主角赵紫阳正被交接仪式中大出风头的江泽民软禁在北京的家里，只不过站岗的军人多加了几个而已。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

当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成为香港回归的焦点新闻人物的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重申赵紫阳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的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话音未落，香港的天就变成红色。香港特首必须由北京当局指定，港府的政策必须在中央的首肯下方能实施，港府开始按照北京眼色行事，钳制民众的言论自由。没出几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被迫向中共伸手要钱，曾经高度繁荣和自由的东方之珠，变得黯然失色，民怨遍地。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江泽民授意下试图通过“23条”立法，更导致香港百万人上街大游行。

97年的香港回归，让江泽民做足了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事实上，江抢赵紫阳的风头去作戏，是江遇到好事往前猛冲，遇到坏事使劲往后缩的典型性格使然。

5﹒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 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 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6﹒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 “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 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7﹒乔石引退

十五大人事安排，在香港回归之后仍然没有明确。其中最不明确的，是乔石退不退的问题。89岁的薄一波哆嗦着行走不便的双腿去告诉乔石，十五大将重新规定留任年限，以70岁为死线劝退了乔石，而71岁的江泽民却仍留在了“核心”的位置上。

乔石答应退休，而且是全退，这完全出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意料，因为这事要搁在他们身上，玩命也不能答应。乔石的全退给江的十五大人事安排铺平了道路，此届光新任的中央委员就高达56％，他们都是通过总书记及其亲信考查、核准的。

江泽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再怎么提拔将军也没有邓小平给他安排的军事摄政杨尚昆、刘华清、张震他们的根子硬，人家那是拼出来的感情。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江泽民欣喜万分，头上没了婆婆，心上又拔掉了钉子，他感觉自己终于当了个名符其实的“核心”。

乔石临退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另一个是田纪云保持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江一口答应，对他来说，这个交易便宜得很。

然而，乔石走得并不简单。临退前，他公开透露了一个消息：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是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战略安排。过程中，也征求、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了组织上的决议。

乔石、李瑞环和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如果江泽民要废黜胡锦涛，就等于是背叛邓小平的旨意。江泽民不敢不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因此乔、李、万等于把邓小平当成规定江泽民下台的定时炸弹。显然，乔石的讲话令江泽民极不高兴，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等中央各有关部门禁止以内部文件形式刊载这一讲话。同一时间，乔石批评了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却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江泽民虽然以70岁为借口逼退乔石，但乔石也提出建立一套“七十而退”的规则，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

五年之后，江泽民不得不面对这个规则带来的下台压力。贪恋权势的江泽民坑了乔石一把，但最终自己也尝到了苦果。

（选自《江泽民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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