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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近几个星期以来，每天上下班所乘坐的Ｅ车箱里，抬头就看见“人体标本展览”的地铁广告，那个人体标本男子的大脑是去壳的，眼球突兀，耳朵是被粘上的，面部腮肌和手臂二头肌等处处可见断裂的韧带。面对这个图片广告令我欲哭无泪，令我大脑中试图被抹掉的那一块记忆瞬间活跃连篇，恶心与胸痛并起。 看上去这是个年轻男子的尸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子广告时心里真正为他悲哀：“你不会是我们法轮功同修中被虐杀的吧？”“假如你是被杀，那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吗？”“苏家屯集中营中被宰割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是否被卖为标本？” 再次看见这个图片我由悲哀感到庆幸：“庆幸的是我活着，我的孩子有母爱，我的老父亲放心地过世，我的那么多的朋友多一份欢乐和看到希望，我被好人帮助，逃离地狱般的牢狱，还可以参与营救更多的好人。可是，如果此时我还身在中国大陆，我会不会被转移到哪个集中营？会不会被人宰割？……假如被宰割，我的家人和孩子知道吗？” 再往下就不敢去推理下去了。神奇的是我活着逃离到美国来了。远离了牢狱来到民主国家又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远离噩梦虽然都五年了，那几乎被人宰割的神经还是时不时的怕受刺激资讯。 假如没有亲身被酷刑折磨过，假如没有被北京公安十三处的公安脱光衣服暴打至昏，假如没有被送去精神病院和洗脑班活体折磨，我怎么会将自己与人体标本联系起来？我今天在曼哈顿有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假如我说我当年几乎被送去集中营消灭肉身，我的那些同事会吓坏。因为民主国家的人们搞不清除共产党是如此的暴力本性和杀人本质，我的一位同事问我中国的监狱是什么样？我的体验是“地狱”，因为你有分分秒秒的机会被人宰割！哪怕你根本就无罪或罪不该死。而那些被送往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是被预定计划谋杀的团体。 记得2001年5月在北京公安第十三处关押期间，警察将我大字型绑在床上插管折磨时，拷问我的姓名和地址：“快说，不说就送去东北的集中营自生自灭！你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顶多知道你是失踪！” 2001 年7月在被绑架劫持到广州东山区洗脑班期间，610主任带领几班子人对我进行日夜转化围攻洗脑两周，见我依然不写“转化书”，就说：“我们有的是办法治你们法轮功，现在对你是最客气的了，先转化，转化不行的直接送劳教，再不行的就送去东北或西北的集中营……你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吗？我们已经计划在新疆建集中营，到了那里世界上就再也没人知道你了。” 那时候我就被告知这个终极消灭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的灭绝人性的计划了，这个主任还说，那可不比监狱，还有人探监，死了还有人收尸，“集中营”没有人活着出来。 我熟悉的有些同修已经被迫害致死，像广州的高献民、杨雪琴、罗织湘等，请知情者密切关注报导以下被酷刑折磨致残的关押在四会监狱同修：叶伟雄、余新辉、林刚等，还有更多的同修已经失踪。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已经在海外的记者不断报导跟踪及营救自己知道的国内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邪恶最怕曝光，也想给自己留条活路。 在几经多次被关押期间，我的家人大都不知道我具体在那里，他们只能猜想我被公安抓了，我的孩子失去我太久，想到我会不会已经死了，我山东老家的兄弟姐妹竟然拿了我的一件旧衣服找算命老先生算卦我是否活着。 我知道所有被酷刑折磨过的法轮功同修都有同感，都在互相打听下落，像我们这些有幸活口的出狱后才会将身边被害死的同修消息传出，但是绝大多数的被杀害者还是无法报导出来，这叫死无对证，由于被抓的同修都不同地区的，有很多都是用化名，这就更被中共灭口更方便。因为真名早就在黑名单上了，而且一旦被抓还会牵连家庭和单位，所以自从2001年后就几乎都用化名了，被抓了，打死也不说真名的很多，我自己就曾经在广州、北京、湖北、四川地区流离失所时用过两个化名。 “苏家屯活体器官摘割”已经不是一些个案了，已经是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集体灭绝行动的终极消灭的冰山一角，还有多少未被揭示的黑幕？中共邪党的造孽早已罄竹难书，人类的正义必将再次驱赶邪恶，但这需要大家，更多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合力相助。 美国社会对各类文化，展览和社会活动的包容性比较大，这个人体标本展览虽是在舆论声中还是在做，在赚钱，但是近期媒体曝光以及证人揭示的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焚尸的事情大量报导，我们活着的法轮功受害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予以邀请世界各国法律界、医学界等等公正团体或个人、或调查机构基于人道、基于维护基本人权、基于正义良知及同情一起来加入我们，一同协助调查这些尸体的来源，同时及时调查“苏家屯集中营”中受害的法轮功学员，法办犯罪团伙的疯狂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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