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我们多方努力下，在父亲的老同志的帮助下（父亲的这个老同志既是大学同学，又曾是非常亲密的战友，在文革中他为父亲做了假证，为共产党陷害我父亲立过功，文革后他很快恢复了省级领导职位。处于良心的谴责，他为我父亲的平反从中央到地方做了很多正面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一九七九年父亲名义上被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平反昭雪了，但父亲的尸体和死因却是个无头案。共产党对我们没有做任何交代，甚至被说成那都是“四人帮”在当地的代理人干的。还说，“你们不要再追究什么人了，这是“四人帮”的罪，“四人帮”不是已经被判刑伏法了吗？”这个十恶不赦的共产党把自己在文革中对整个中华民族犯下的万古恶罪一股脑儿的推到了“四人帮”身上，把共产党自己轻轻松松的给摘出去了。当受迫害的人控诉所谓“四人帮”罪行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却心怀万分感激，痛哭流涕，甚至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可怜的中国人，几十年来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无情打击，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儿童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华民族的整整三代人在文革的浩劫中被蹂躏成愚昧、痴呆、精神上不正常的一个群体。

只有《九评共产党》才真正的揭开了这个邪恶幽灵的面纱，共产党的“庐山真面目”彻底大白于天下。在天之灵的父亲也一定会有知，是《大纪元》给了我们揭露邪党罪恶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父亲从小受布尔什维克爷爷的影响，从14岁起就随大哥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苏联塔斯社做情报交通工作，并参加了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的父亲参加了中国革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 一八”事变后转入北平东北大学继续求学，并于一九三六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大期间，父亲加入了学生会领导工作，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根据工作的需要留在了白区。在白区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为深入敌营，给地下工作准备条件，父亲凭着聪明才智多少次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党在延安整风，与单线联系的关系人丢掉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父亲心急如焚，组织了河北旅苏同乡会、青年科学研究社、青年科学出版社等公开的活动组织，试图创造条件寻找党，并于一九四四年在北京小实报以寻人启示的名义寻找党组织的关系联络人，至一九四五年接党内人士自太行山来信，嘱咐可回根据地，父亲毫不迟疑，立即绕路北上，返回根据地。

父亲回到解放区后忠实的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在敌占区的工作情况，并向党承诺：“从我所做的工作来看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我没有变节，没有做出任何一件叛党的事情，这是完全向党保证的”。直到文革前，父亲多次向省委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要求帮助党弄清自己的历史，提供证明人的线索，并要求党组织给自己以许身为党的机会，再三的表示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迫切要求恢复党籍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象父亲这类知识分子的老革命，又在白区工作过，因为和组织丢掉了关系，解放后一直被列为内控对象，视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并株连九族。共产党流氓成性是因为它就是流氓暴力起家的，它不管你为它怎样呕心历血，赴汤蹈火，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它要是不相信你，它要对你起疑心，你就会被它踏上一只脚，采用它的独裁专制压倒你，甚至剥夺你生存的权利，真的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因为父亲的这段“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加之父亲的才华横溢，使得共产党的干部妒火心烧，想方设法压制你，甚至至于你死地。从四六年到六六年在这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父亲曾失落过，曾不解过，也曾不平过，为自己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做了一生不懈的努力。

他曾给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过信，给省委书记写过信，给市委写过无数次的书面材料，但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你们这些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复杂了，解决组织问题困难，不像工人” 。 父亲只好说“叹今生缘份已满，盼来世再当工人了”。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他的“历史问题”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把柄，他岂止在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问题上伤尽脑筋，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他都是被运动的对象，遭诬蔑、受陷害，屡屡降职降薪。对待这一切，他像一个钢铁巨人一样顶立着。因为他相信毛泽东的理论：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是相信真理的，是不能阴奉阳违的。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坦诚的说“在出生入死的环境中与敌人斗争，没有在敌人的酷刑下投降，没有在纸碎金迷的妖威下变节，直到今天，也没有计较地位、工薪，我只要求给自己以许身为党的机会”。有人认为这是“人到无求品味高”，其实，全然不是，一个无怨无悔把自己最珍贵的生命许给共产党的人，还不足已说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高尚情操吗！？当这一切随着光阴的急行都化为乌有的时候，我的父亲──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发出了最后的呐喊：那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年浩劫的前夜，他公开发表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声明书》，其中写道“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遵循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终身奋斗，请党审查批准。自即日起，以马列主义者的非党布尔什维克身份按月缴纳党费，特此声明”！他用发自内心对共产党不变的忠诚和行动，用自己的生命在捍卫着自己的追求和信仰。

可是共产党是怎样对待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并许身为党的同志的呢？

随着文革的深入，全国处于白色恐怖，到处杀机四起，父亲的头脑开始有所清醒，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他意识到共产党要对他下手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他曾经机智勇敢的躲过了一次共产党对他的暗算。

前一天夜里市委大楼里发生了一起血腥大屠杀，军队给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发了枪，为此父亲很气愤，认为军队不能这样支一派打一派，于是白天去了军分区请愿，要求不要向群众开枪。当天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城市，父亲预感到山雨欲来，为避开有人跟踪或火车站围追，他连夜独自一人步行几十公里到边远的一个小火车站踏上了去京的列车。父亲刚离开后的两个小时，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黑压压的埋伏到了我家的后院，他们手上戴的是白手套，（那是他们被识别的信号）被对面楼上的邻居看的一清二楚，然后上演了一场调虎离山计。试图引我父亲出来而后擒。那时只听外面有人大声喊：外面有情况！我们以及左邻右舍的邻居也都跟着跑出去了，出去后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第二天清晨，当目击者告诉了我们昨天夜里的突击行动和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替父亲机敏的虎口脱险捏了一把冷汗。流离失所半年后父亲才返回家园。

一九六八年初夏，共产党以“三国特务”的罪名，由公安局和警备区司令部联合将他非法逮捕，据说那天早上父亲刚刚到工作岗位，就被拉去开会，突然进来一帮象土匪一样的军人，厉声叫道“谁是XX？” 父亲站起来说：我是，你们要干什么？。它们对着我父亲说“你被逮捕了”。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告诉我们：“你父亲当时非常沉着冷静，面不改色，立即反问道：有逮捕证吗？”在场的人当时惊呆了，他们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多才多艺的忠良才子，”面对手持钢枪全副武装到牙齿的众多歹匪竟是这样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父亲更不可能想到共产党的那个逮捕证形同一张白纸。党的一句话，想写上啥就是啥。无须任何证据，党想让你活，你可能都活不起，党想让你死它不让你多喘一口气。父亲把自己宝贵的生命许给了这个恶党，这才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在父亲死后的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公安局关于他的所谓《专案组》就自动解散了。

如果说上一次的暗算是共产党利用武装基干民兵干的，而这一次却是共产党自己赤裸裸的上阵，光天化日之下耍了一次土匪大流氓。

父亲被抓的当天上午，我正在学校习练欢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方块队，楼上的邻居只有10岁的小萍趁着我们习练休息的十分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是警备区司令部来人抓的，看见她那种紧张的已经扭曲了的脸神，我的心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等我回到家后看见家里的篱笆院墙全都被人踩倒了，连鸡圈都被踩翻了，受惊的小鸡全都跑到了马路下一群小房的房顶上，一个个抻着长长的脖子，惊恐不安，就连家里的花园已生长几十年的一人多高，足有五、六十棵的万年红从根到叶到花朵也遭到了灭顶之灾。顿时间家里被洗劫了。抄家的人从房间里出来拎着一只手提铁箱（这只是父亲的工作文件箱，手动按钮可自动开启同时伴有铃声提示）向围观的人群说“看！这就是电台”。当时只有19岁的二哥在家，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大扫荡惊呆了，不禁指着手持机关枪带着领章帽徽的军人问：你们为什么抓我的父亲，他犯的是什么罪?那人说：你父亲是反革命，是日本特务，是苏修特务，是美蒋特务。二哥接着问：是不是朝鲜特务?那人理也没理的走开了。待我和姐姐赶回家里后，那个家从里到外已经面目全非了，据在场的邻居说父亲被五花大绑地压在抄家的汽车上，被车上的人打的顺着嘴角流鲜血，还在不停地打，父亲在摇着头躲，被在车上的人又是一阵猛打，告诉我们这一切的邻居没有再忍心看下去……这是当地最大的一次抄家行动，由公安局签发所谓的逮捕令，警备区司令部持枪警戒执行逮捕，当地的媒体以标题为“抓到了三国特务的特大喜讯”做了报道。

我和姐姐赶紧跑到了母亲的单位，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母亲居然不知道，还买好了韭菜准备回家包饺子，其实，母亲的单位及她周围的人早已知道，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母亲的行动，母亲也早已知道，在她的身边早就有一个父亲单位的眼线，她的丈夫是父亲单位的专政大军。我们姐俩拥着母亲匆匆赶回了家，因为母亲她是顶梁柱啊!刚强的母亲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了无比的镇静，我们四双期待的眼睛似乎在听她的召唤，但，她没有眼泪，没有恐慌，只有一双坚毅的目光和一颗了解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那颗对共产党的赤诚之心，她坚信她的丈夫是清白的。

就在那一天那一刻之前，我还是市红代会组织的成员，还是老革命干部的红后代，还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但是，就是这些个但是，凡曾属于我的什么都不是了，连在学校读报纸的权利都给剥夺了，所是的只是一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是一个被遗弃又被监管的十四岁少年。我和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没有了朋友，没有了邻居，甚至连小偷也不敢越雷池于一步，别人怕受我们家的影响，我们怕连累了别人，熟人见面都不敢打招呼。就在那人人都把阶级斗争当成日子过的年代里，人人都成了阶级斗争的殉葬品。连门口副食店买醋打酱油的卖货员都拧着鼻子跟我们牛着，时不时都跟我们拿一把。我们没有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共产党祸害了我们的家，可是我们并没有改变自己──这就是要象人一样高昂着头活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仅仅十二天，父亲被打死，死了以后还给加了一个罪名“畏罪自杀”。怎样自杀的且没有交代任何现场和证据。后来听一个知情人说，父亲在这十二天的时间里被辗转了好几个当地打人有名的专政大军，并亲耳听到过父亲被打时的惨叫声。

父亲死后，是母亲单位的保卫科的人及专政大军和父亲单位的专政大军一些人出面来恫吓家属，公安部门除了抓人抄家外没有再露面。为了逃避铁的罪证，为了灭尸，他们采取高压政策不许家属收尸，他们让我母亲亲笔写把父亲的尸体交给政府处理的字样，母亲不从命，他们就执笔，让母亲在他们写好的一项非法协议上签字画押，即"尸体必须交给人民政府处理，今后不再找人民政府"。只有母亲能画上这个押，才能争取到为我们儿女能看父亲最后一眼的机会，不签字画押这个机会都不给。为此他们胁迫母亲长达4个多小时。母亲每次提及此事都说：那跟黄世仁逼着杨白劳卖喜儿画押没有两样。

我们所目睹的现场是：父亲仰卧在太平间一个角落的水泥地面上，头发上卷着泥土，仅仅十二天的监狱折磨，父亲的面庞已经面目全非，右侧额头(身体紧贴着右侧墙面)连着太阳穴处有一条长8厘米宽1厘米紫褐色的还没有来得及水肿的致命的伤痕。太平间的停留时间只允许两分钟，而且不许靠的太近，不许蹲下看，家属及子女之间分别被保安人员隔离开，以避免家属采取什么行动，看清父亲死亡的真面目。几分钟的时间家属便被匆匆的撵了出来。当家属和子女走出太平间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门口停着一辆卡车，车厢里扔着一张破凉席，这就是送父亲遗体的"灵车"？他们将把父亲的遗体送到哪里？他们将怎样处理父亲的遗体？我们不得而知。活着的有着亲情血缘的儿女及妻子就这样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亲人，埋下心中深深的疑惑和恐惧，无言的相互簇拥着，好象真的再怕失掉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这样默默地走了7里路，当我们回到家里推开大门的时候，天似乎一下子塌下来了，眼泪几乎喷射而出，天哪!这是人世间吗?儿女们的心灵防线终于被冲破了。可是，只有42岁的母亲，以其高度的冷静和坚强的毅力控制着这已无法控制的场面，她告诫孩子们：要挺住，要坚强起来，擦干眼泪，要活下去。为了减少别人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都作出最大的按奈，不使自己哭出声来。天黑了，我们把窗帘拉的严严的，把哭声压的小小的，以免再遭大祸。我们扯碎了白被里，偷偷的系在腰上，头上以寄托对自己敬爱的父亲的哀思。夜深了，为了避免有人盯稍，一直没有掌灯。时至凌晨两点，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张双人床上，不敢睡觉。伴随我们的是恐怖和黑暗。这时，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借着闪电的光亮，看见了夜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可怕，父亲哪，你现在在哪里?苍天哪!你是在为一个好人的冤屈鸣不平。

父亲死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许身为党的誓言中，被党当做儿戏一样轻取了性命，灭了尸……以至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人知晓父亲尸体的下落和父亲真正的死因。只有父亲头部太阳穴上的致命的、连骨头都塌陷的、黑紫色的伤痕和父亲满头的污垢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父亲是被恶棍打死的。而打死父亲的当事者(何止几人)。由共产党豢养着一直逍遥法外。

在父亲死后的日子里，由于共产党的株连九族，我们家先后经历了7 次抄家。母亲被专政9个月。三个子女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大哥从农村回家探亲时，被说成藏有国民党旗和蒋介石像，由当地街道抓去专政2个月，受刑毒打差点要了他的性命。二哥在农村因为是特务崽子，贫下中农把他的行李扔出来，他被迫住牛棚。姐姐下乡时16岁，农村批斗四类分子和右派时，她总是被拉去做陪绑。有一次因为喝苞米面糊糊吃不饱，半夜在被窝里吃了一块从家里带去的饼干，被拉出去批斗到下半夜2点。

父亲去世那年我十四岁，父亲6月份去世，母亲8月份被专政，姐姐和两个哥哥分别在10月份和12月份下乡插队。我无法生活下去，被迫去姥姥家。就在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艰难痛苦的岁月，共产党还觉得不够，在我们心灵的伤口上继续迫害，并派军代表强占了我们家的房子。

在姥姥家避难的日子里，我无数次的遭到街道小脚侦缉队以半夜查询户口的名义骚扰，说我是特务崽子，撵我离开。不许我住在那里。姥姥是一个有涵养有头脑有才气的女人，她每次为了保护我都挺身而出。才能使我有幸留下 。

家里的这一切变故使我年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就在军代表强占我们家房子的那天，母亲被专政大军押回家，我被从学校召回，让我们承认房子是我们同意给的。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浑身发抖站立不住，为了不让母亲看出来，我勉强支撑着，直到专政大军把母亲带走，我一下就摊在了地上。那次，我得了一场大叶性肺炎，双肺均被感染，只剩下两个小肺尖。因为没钱住院、没人去医院护理，在家高烧持续半个月不退，后来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大夫，每天到家里给我打两次青霉素，一个月以后我才退了烧。他们说我的命真大，穿越了一次生死线。我知道那是上天留下了我。

我父亲的死是很悲惨的，但我的父亲又是幸运的，今天我们儿女代表他退出了这个共产邪灵组织。让他彻底抹掉了这个兽的所有印记，包括退出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让他的生命有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相信这也一定是他的愿望。他的在天之灵会为之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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