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領的國民黨代表團回到了臺灣,北京媒體大幅報導宣揚江丙坤此行爲「破冰之旅」,賈慶林並代表中共中央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報導指出,除了會談雙方一致認爲已達成「緬懷之旅」、「經貿之旅」的目標外,也評價此行是兩岸56年首次「破冰之旅」。 既然要往中共懷裏衝就不能不總結經驗、回顧黨史。下面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兩次「合作」史記,給現在的國民黨正副主席們恢復恢復記憶。 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爲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爲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祕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祕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閥軍師部,被北閥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絡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 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羣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勳柱,無不摧殘槌碎以爲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人可比,樓臺化爲灰土,民衆慘成枯骨。兇殘慘酷之禍,古今罕有也。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羣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爲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共產黨直接策反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爲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着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裏,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爲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隻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爲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並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譁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着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轉自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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