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被領隊看得很緊，可還是有不少遊客看到了大紀元的《九評》社論，並從內心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有位遊客把電話打到了韓國大紀元編輯部，激動地表示：回國後什麼也不帶，只帶《九評》，這才是送給親友的最好禮物；有的遊客一再表示非常感謝《大紀元時報》推出的《九評共產黨》，這是任何媒體、任何社團都沒做到、也沒敢做的好事；有位遊客尋問大紀元的聯繫方法，他要把共產黨的劣跡全部暴光給大紀元……。

特別是有一位凌女士主動約見了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臺的記者，講了她在中國一直想講但卻一直未敢講出來的話，下面就是她接受採訪的部份內容：

在這位凌女士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再三囑咐：爲了她的安全，一定要慎重報導，因爲她不想進監獄，經不起他們折騰（濫施酷刑），因爲這個政黨（中國共產黨）太不仁道了，太恐怖了，它們什麼事都能做的出來。

在談到對《九評》的看法時，她激動地講，在國內她已經突破封鎖看了《九評》，並打印了一大摞準備發給親朋好友，她感覺《九評》說出了大多數中國人一直想講又無處可講的話。

一．以對共產黨無比的忠誠迎接着共產黨的一次次迫害

凌女士的父親是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從文革前的「四清」運動開始，她們的家庭就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從「四清」到「文革」，父親以莫須有的罪名被一次次揪鬥，在一次次被抓、被打、被關中，剛直不阿的父親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父親當年在獄中的日記保留至今，那一頁頁早已經發黃的紙張記下的不只是父親被強行扭曲的靈魂，更是對那個時代、那個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嘲諷。文革期間，父親連同他的日記永遠地劃上了句號。

凌女士講，我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根本不關心什麼政治，可是政治一次次找上了你，「紅衛兵」三天兩頭排着隊，喊着口號四處遊蕩，你根本不知道哪天就會抄你的家，我們一家人天天生活在這種恐懼之中。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我們全家即使遭受着如此的迫害，也一直相信着共產黨、響應着共產黨，真的是以對共產黨無比的忠誠迎接着共產黨的一次次迫害，回想起來真是可悲又可笑。大紀元的《九評》中講共產黨是一個附體，講得太對了，共產黨這個東西附在誰身上誰就要遭殃。

二．上訪就等於自己把自己耗死

父輩冤死在共產黨的懷抱，孰料在撥亂反正後的中共人權最好時期，冤屈又降臨到凌女士的身上，凌女士在一次次的上訪中更加看清了共產黨的嘴臉，也預料到了上訪的最終結果。

凌女士講：我因爲自己的人權受到了嚴重侵害，無奈地走上了上訪之路，可是在一次次上訪中，省政法委的領導終於給了我一個這樣的答覆：「你也不是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勸你也別跑了。」也許這位政法委領導更了解中國的實情，更了解共產黨的底細，所以才給我這樣一個答覆。但是，我還是抱着對共產黨的一線希望來到了北京，我要找一個能講理的地方。

可是，當我來到北京，來到高法前的信訪辦時，以前那位省政法委領導的話得到了驗證。我剛路過高法前的一個衚衕，突然竄出來四五個彪形大漢圍住了我：「站住！幹什麼的？！」我一驚，這是哪兒呀？大白天在全國最高法院前還有攔路搶劫的？我沒好氣地頂了他們一句：「我幹什麼與你們有什麼關係？！」「是不是煉法輪功的？！」，他們這一問把我問朦了：「什麼？法輪功？！」，原來他們是專門攔截上訪的法輪功人士。

當我最終總算來到信訪辦時，那兒的情景把我驚呆了，講話？有你講話的嗎？接待？誰接待你呀？你再講他們就要打你了。得了，我明白了，這兒就是一羣流氓呀，共產黨的最高權力部門用的也是一羣流氓呀！你找這羣流氓說理不是去送死嗎？！算了，我不講了，我也不再上訪了，你看有多少可憐巴巴的冤民都耗死在上訪路上，誰管呀！我可不能像他們一樣白白把自己耗死。這一次進京上訪使我清醒了，從上到下的共產黨就是一羣流氓！

三．中國人，喊出來──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

凌女士激動地講：共產黨的整個執政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整人、不斷殺人的過程，它們製造的是仇恨，宣傳的是暴力，它們口口聲聲講「穩定壓倒一切」，實質上共產黨才是製造一切不穩定因素的根源。一個國家，應該由人民說了算，而不是一個政黨說了算，不管是誰，你掌權可以，但是你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之下。世界上還有幾個國家沒有人權？可是中國就是其中一個。可以說，中國沒有真正加入聯合國，因爲共產黨這個流氓集團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沒有給它這個權力，聯合國聽不到中國人民的呼聲。

我看了大紀元的《九評》以後，心裏特別的激動，感覺太好了，太及時了，他講出了我們全中國人想講都沒有講出來的話，我也看到了咱們中國人民真正有了希望，因爲《九評》已經等於吹響了摧毀共產黨這個流氓集團的號角，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幾乎人人痛恨共產黨，可是爲什麼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每一個有正義的中國人，每一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我們應該聯合起來、行動起來，我們要對着全世界喊、對着聯合國喊、對着全中國喊、對着共產黨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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