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一个很忍耐的民族，这种忍耐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刻苦耐劳，更表现在对外来不公与压迫的极端忍让，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反抗。因此，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在4．25大规模到北京请愿，当然更值得人们深思。

通过对网上资料的分析，至少以下几点是很清楚的：

第一， 法轮功在1999年之前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新闻出版署与中宣部1996年禁止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并收缴封存已出版的书籍；官方媒体，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出现攻击批判法轮功的系统迹象；同时公安部门出现侵害法轮功学员合法权利的行为，如江苏、辽宁以及山东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出现强行驱散炼功群众，对炼功群众非法拘审、关押等行为，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通知，对法轮功进行定性定罪名。

第二， 1999年对法轮功的打压，北京高层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在公安部《通知》对法轮功进行定性后，大陆曾有135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信江泽民与朱镕基，由北京大学法律系一位教授执笔，阐明该文件违反中国宪法、违反中国法律的。他们很快收到时朱镕基的回复，表示公安部不应该去找法轮功的麻烦，应该抓社会治安问题，法轮功这些年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对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98年下半年，以乔石同志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第三， 4．25的直接起因是「天津事件」。1999年4月，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引起法轮功学员前去澄清，出版社开始态度很好，但后来变脸，天津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在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第四， 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之前的行动了如指掌，而不是像国内媒体所说的毫不知情。CCTV用来揭批法轮功的录像表明公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从何处开车进京，何时从甚么车站下车，经甚么路口向信访局步行汇集，都非常清楚，并安排了摄像记录。

第五， 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是因为值勤警察的指挥。法轮功学员起初去的是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到国家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属于上访。从录像片可以看出，有武警在队伍前指挥。据亲历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讲述，警察先把一支学员的队伍从马路东口引到西口，然后又指挥著队伍，由北向南缓缓地向中南海正门行进。同时，另一队学员则被指挥著浩浩荡荡地迎面由南向北，朝著这一队伍走来，两行队伍正好在中南海正门相遇会合成一队。 所以，这种「包围」是警察主动引领，法轮功学员听从指挥而形成的。

由上述情形可见，北京中央高层一直有不赞同镇压法轮功的开明意见，但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落实到相关职能部门。当法轮功代表4．25面见朱镕基，朱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代表都愕然表示不知道 （石采东语）。显然，他的批示被截住了，这样的决定当然必须公安系统的最高权力者才能做，那就是罗干。当然罗干如果没有得到最高权力者江泽民的某种暗示与默许，也不一定敢做。因此，对法轮功的打压是江罗的蓄意，执意要拿法轮功开刀。法轮功学员的上访则是被动、被迫的。

同时，从4．25的整个前因后果来看，中间蹊跷颇多。何祚庥引用的关于法轮功的不实案例早已被内行人知晓，北京电视台曾承认这次节目是建台以来最严重的失误并播出一个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消息作为纠正，但何作为院士，不惜名誉再次抛出诽谤文章，只能解释为别有目的。何是罗干的连襟，罗干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无法找到法轮功的罪证，何的文章当然可以提供「有力」的打击证据，而且，何发表文章是在公安部《通知》称法轮功为「邪教」但却没有查到甚么任何不利于法轮功的证据、而朱镕基、体育总局、乔石得出正面结论的时候，因此何此时发表文章强烈的挺罗涵义。

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已经插手，而天津公安竟然建议学员去北京，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做法。既然上头让他们采取强硬态度，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下面公安哪里还敢煽动百姓？即使是一般的百姓到北京上访事件，也会被地方死死挡住，因为那会影响到他们的乌纱帽。而天津公安制造了「天津事件」这样的大案，还敢告诉群众到北京去？最合理的解释是公安部以及上层放话让他们这样做，去告诉法轮功学员到北京来，甚至出版社态度突然变得强硬，公安突然动用暴力，本身很可能就是为了把事情闹打，把法轮功逼到北京来。因此，天津事件中的一系列发展，应该就是公安部的一个圈套。而让那么多民众出现在中南海，这事非得罗干点头不可。

沿路警察对那么多已经研判 （根据CCTV的录像）是要上访法轮功学员的群众丝毫不加阻挡，中国百姓甚么时候有过这等好事？那不明摆著事设下陷阱让法轮功往里头钻吗？

事件发展到最后，当越来越多法轮功学员聚焦到府右街时，警察不是把法轮功学员往更偏僻的街道胡同赶，却把他们引领著沿中南海外围排开，完全违背了惯常的警卫保护机要地带（中南海）的常识。中南海的高官可能让这样的糊涂无知警察来保护那片区域吗？那些警察有那样的豹子胆去开这种玩笑吗？这种完全不合逻辑的「糊涂无知」，恰恰说明了中间的阴谋。而这种阴谋，当然应当追诉到公安部的最高决策层，甚至是更高权力者，那就是罗干与江泽民。

也许有人怀疑策划者是否敢冒这种风险，让那么多人去「包围」（官方媒体语）中南海，但如果考虑到公安部已经充分调查过法轮功，知道这些人不会闹事，不会出甚么大乱子，反而可以借此机会乘势把法轮功一举打下去，策划者又有甚么不乐意的呢？

4．25当天，当朱镕基出来接见代表后，天津被关押法轮功学员被释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法轮功学员随即散去。从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合作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普通百姓有甚么不良表现或居心而导致的。而如果对法轮功的打压不是一再升级，98年公安部没有内定法轮功为邪教，如果朱镕基的批示没有被截留，如果不是天津公安动用暴力把事情闹大，如果不是天津公安告诉学员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路公安在路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阻拦，如果警察没有把法轮功学员支离府右街，如果警察没有引领法轮功学员排到中南海外围．．．．．． 中间任何一个「如果」出现的话，4．25所谓的中南海事件都不会发生。但是那么多完全可以发生、而且应该发生的环节，竟然一个都没有发生！这中间，不可能是职能部门的一再失职，而只能是一个严密「部署」（何祚庥语）的结果。中间部署异乎寻常的大胆，反映出最高权力者江泽民及其主要帮凶罗干一定要置法轮功于死地的强烈意图。因此，4．25事件是江泽民个人意志的产物，是江罗一手制造的结果。

因为自己制造出来的4．25事件，江罗不得不继续防范民众的请愿伸冤，让这个本来极其普通的日子变成一个特殊敏感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局的敏感日清单在不断地加长。现在不管是当局对学生、对百姓的强力打压而形成的特殊事件日，还是高官偶然逝世日，或是中共认可的各类历史纪念日，还有中共自己倡导的各类庆祝日，都渐渐成为当局的忌日。但现在的最高权力者对民众的恐惧与担心实在是到了臆想症、神经质的地步，对于任何自己担心无法控制的力量，都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要进行强力打压。因此，4．25,5．25,6．25．．．这样的敏感日还会出现多少，外界实在难以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百姓的时刻防范，丝毫不会给那些权力者带来任何更多的安全感，而只会适得其反，让相关职能部门难负其重，不堪其累，益发加重权力者恐惧感与危机感。这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

部份参考资料：

石采东：4.25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http://www.dajiyuan.com/gb/4/2/15/n467333.htm

李一鸣：「中南海事件」背后的阴谋
http://www.epochtimes.com/gb/3/9/5/n370529.htm

明慧资料网：4.25和平上访
http://package.minghui.org/zhenxiang_ziliao/ziliao_huibian/425/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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