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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据波士顿环球报记者Indira A. R. Lakshmanan 4月23日香港报导(For China, a crisis of epidemic, image)，上星期中国还在轻描淡写这个可怕的新疾病的严重程度，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员隐瞒发病人数。这个星期，中国领导人将两名隐瞒SARS消息的高级官员撤职，并命令官方控制的媒体公布感染人数，这个数字比先前承认的高出16倍。 这个突发的改变对在中国长期对人民及外界隐蔽式的政策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共这次试图隐瞒这个由中国南部传遍世界的病毒，对中国造成的破坏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坏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共体谴责北京政府隐藏信息，而美国卫生厅长Tommy Thompsom指责中国是SARS传到世界各地的原因。 空空如也的飞机和旅店是对中国快速成长经济的打击。中共的新领导人以新的面孔出现，试图挽救政府的信誉，并先着手于大规模的调查。 在官方几个星期以来坚持说疾病已得到控制以后，总理温家宝星期一在诚恳得惊人的演说中指出，偏远地区落后的医疗设备无法对付这场疫情，其后果会严重到无法想象。人们担心SARS会传到偏远贫穷的村子，而那里的人已经在AIDS中挣扎了。 分析家说，这个大转弯表示了中共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包括去年成为总书记的胡锦涛，他一上台就开始重树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形像。至少，SARS的危机可以成为改善政府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先例。 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Merle Goldman教授说，“这就好像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当人们对隐瞒事实如此痛恨的时候，开方政策开始了。”“我不觉得江泽民会象胡锦涛做得那么开放。这也许是一个不同领导方向的迹象。” 其他人则表示不屑，他们认为这是一名中国医生挺身而出以及国际社会压力造成的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这个病如果不是在交通枢纽的香港首先爆发，然后传到了世界各地，北京政府仍然会把它盖住，就象它掩盖50年代三千万人死于饥饿的事实以及迟迟不承认中国的AIDS病危机一样。 王金华(音译)，一位26岁的上海企业经理说，“我不觉得政府会在今后更开放。因为他们越开放，人们的选择就越多。人们自然会把我们的政府与其它国家的政府比较，这会滋养更多的不同意见者。他们永远也不会允许这个发生的。” 王又谈到两个被撤职的官员──中国卫生局长和北京市长──只不过是“替罪羊”。他们的撤职不解决任何问题。他的观点同许多年轻专业人员相同。 华盛顿邮报星期一的文章指出，胡和温开始是批准掩盖事实的。由于日益渐增的国际压力和国内信息革命，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 不过，来自北京的确切消息称，由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受到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多数亲信的掣肘，胡和温的开放主张被“搁置”。但后来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谴责压力下，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胡温主张被迫达成“共识”。 中国问题专家Orcille Schell说，“中国领导人慢慢也懂了，你一旦加入了国际化，就退不出来了。”他又说，“这个两面性反映了一个包括媒体什么都控制的政权制度，另一方面又想和大国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主导之一的矛盾。” 四十年前，毛泽东宁可让三千万人民饿死，也不承认他的“大跃进”是失败的，从而请求国际援助。半个世纪以来，党的各层领导人都坚信他们不能将不体面的报告打上去，包括农产收成和工厂产品产量。这一传统使搞宣传的领导不实地报道SARS的情况。 今天，世界和国内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能力是和以前不能比的。世界卫生组织说，SARS是国际问题，只有通过及时的信息交换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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