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二、爲何不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分洪減災？
三、長江「前線」：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四、長江抗洪成爲政治道具

1998年上半年，長江流域中下游雨水偏多，河道和湖泊水位偏高。7月上中旬和8月上中旬，雨區移至長江上游地區，至8月16日爲止，位於長江中游的宜昌水文站觀察到6次洪峯。隨後，中央軍委調動大批軍隊參與防洪。但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仍然出現了嚴重的洪水災害，損失慘重，僅死亡人數即達1,320人。[1]通過份析長江洪水的水情和長江防洪方案，筆者認爲，未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啓用分洪區是災情加重的主要原因，但這爲調動大批軍隊參加防洪提供了機會；部隊參加防洪對減少災情作用有限，但其政治意義則十分明顯。

一、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1998年長江洪峯期間，中國的新聞媒體按照宣傳部門的「統一口徑」把這次洪水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實際上許多水利專家卻認爲，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紀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卻意外地出現了「高水位、重災情」。

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峯流量。1998年長江宜昌水文站觀察到的長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小於1954年該站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據歷史上的長江洪水數據計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爲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爲72,300立方米／秒；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爲83,700立方米／秒；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則爲115,000立方米／秒。[2]這些數據顯示，1998年長江洪水期內最大洪峯流量介乎於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間，科技人員正是據此認爲1998年的長江洪水屬於「小洪水」。按照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判斷，今後長江如果再遇到1998年這樣規模的洪水，三峽大壩都不必下閘削峯防洪。[3]然而，在這樣一個並不算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卻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特別是荊江、沙市地段出現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還高出0.55米。正是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災情。

爲什麼會產生「小洪水、高水位」這種反常的現象？有人認爲是河床因泥沙沉積而淤高；有人認爲是圍墾建垸使得洞庭湖、鄱陽湖的調蓄洪水能力減小；還有人認爲是長江裁彎取直的結果。但在諸種解釋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原水利部部長、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振懷的觀點。他認爲，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楊振懷分析了7條理由：第一是當年降雨偏多。第二是沿江湖泊除洞庭湖、鄱陽湖外，幾乎全部建閘關閉，長江洪水無調蓄場所。第三是按原規劃預定的分、蓄洪區因缺乏防洪保險，分蓄洪後的損失補償不明確，且除荊江分洪區外，都缺乏避水安全措施，因此洪峯到來時難以啓動和運用。1954年洪水由於堤防決口分蓄洪水達1,023億立方米，1998年洪水僅靠民垸決口蓄水100多億立方米，超過安全係數的洪水量還有50多億立方米，這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第四，多年以來江心洲和江心灘上民垸衆多，人爲設障阻水嚴重，洪水來時民垸多拚命死守。第五，洞庭湖淤積和盲目圍墾，使湖泊的容水量由1949年的293億立方米減成目前的167億立方。第六，湖內預定的分蓄洪垸分蓄洪水100多億立方米的目標無法實現。第七，上游的水土流失、森林植被減少等其它原因。儘管1998年的洪峯遠比1954年小，但由於上述原因，導致長江的洪水水位大大高於1954年的洪水水位，在湖北監利至螺山段比1954年的水位高1.7至1.85米，在武穴至九江段比1954年高0.95米。[4]

在楊振懷總結的成災原因中，值得注意的是第3條和第6條：長江沿岸的分、蓄洪區未能按照計劃啓用，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1954年長江洪水時，曾利用荊江分洪區分洪，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如果1998年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將沙市的最高洪水位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則長江水位就不會在荊江河段造成如此緊張的洪水險情。所以，原政協委員、中國著名水利專家陸欽侃認爲，這次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

二、爲何不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分洪減災？

要明白長江防洪方案的功能和方法，就必須了解分、蓄洪區特別是荊江分洪區的情況。利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是發達國家防洪的主要手段之一。有計劃地使用分、蓄洪區，可以在洪水到來時把洪水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減至最小，而防洪的成本也可降至最低。荊江分洪區位於湖北省公安縣境內，1952年4月動工，1953年4月完成，面積921.34平方公里，有效蓄洪量是54億立方米。這項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在洪水期間將長江河道不能容納、可能造成潰堤的洪水份蓄在分洪區內，調節洪水對洞庭湖的壓力，以降低長江河道的水位，防止長江堤防決口，從而確保荊江段大堤、江漢平原和武漢市的安全。在1954年的長江洪水中，荊江分洪區曾3次開閘分洪，爲減輕洪水損失發揮了有效作用。荊江分洪區的大部份地段本來就是長江河道的一部份，修建分洪區時只是用江堤將這些地段與長江河道隔開，以便在不蓄洪時能開發利用。1954年長江洪水之後，在長江邊又增建或擴建了其他分洪區，如洪湖分洪區等。這些分洪區和長江大堤，組成了防禦長江洪水的最主要工程。水力專家陸欽侃認爲，只要加強長江大堤的加固和維修，有效地利用分洪區，是完全可以防禦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的。

由於長江防洪事涉全局，也關係到沿江各省市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利益，需要多方面協調，爲了防止在抗洪的緊急關頭因各方利益之間的矛盾而造成決策失誤或延誤時機，國務院專門制定了長江防洪計劃：一旦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荊江分洪區就必須開閘分洪，其依據就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1972年、1980年兩次長江中下游五省市座談會建議將此標準提高到45米，目的是可以減少分洪量2億立方米。[5]不過，提高分洪水位涉及到長江提防的加固，而水電部一直未能完成必要的工程，所以，到1998年爲止，荊江分洪區開閘分洪的標準仍然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

楊振懷對1998年長江洪水成災原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1998年致使洪水水位被逼高的主要原因是河道里有超過安全係數的50多億立方米洪水量。如上所述，荊江分洪區的有效蓄洪量恰恰是54億立方米，所以只要啓用荊江分洪區，就完全可以存蓄1998年超過安全係數的洪水量；1998年如果利用荊江分洪區來容納這50多億立方米洪水，就不至於造成嚴重的洪災損失。換言之，1998年長江的洪水之所以肆虐，是因爲沒有啓動荊江分洪工程。

根據專家們測算，如果使用荊江分洪區這920平方公里的分蓄洪區蓄水，蓄水1米高就可以分洪9.2億立方米；如果全部使用分洪能力，可以分洪52億立方米，足以化解長江洪水的威脅。但現實是，1998年8月8日，沙市的洪水位上升到44.95米，超過了規定的分洪水位44.67米時，但分洪的命令卻遲遲未下達，分洪閘門也未開啓；8月16日，沙市洪水位再次上升，達到45.22米，分洪的閘門仍然沒有開啓，荊江分洪區一直未被啓用。[6]

這就提出了一個讓人大惑不解的疑問：水禍爲虐之時，爲何不啓動荊江分洪工程？不但外行人不明白，就連水利部門內部也有人提出此問。一種辯解是，1998年之所以未使用荊江分洪區，是考慮到分洪區內居民的安全，因爲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安全撤出。實際上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的居民曾3次撤到安全地帶，爲分洪做好了準備，可以說，萬事具備，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分洪。[7]1998年8月6日下午1時30分，湖北省公安縣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揮部的命令，公安縣分洪區920平方公里的地區（即荊江分洪區）準備放閘蓄洪，將分洪區內的全部人口從8月6日晚8時至8月7日中午12時轉移到安全地帶。於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全縣52萬居民均按照命令轉移，爲分蓄洪作好了準備。當時，公安民警、幹部和解放軍組隊對居民點進行「拉網式」清查，不允許留一個人在分洪區內；同時管制了通往分洪區的所有通道，不讓任何人再進入。此後，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又兩次做好了分洪準備。

長江防洪方案中有現成的分洪辦法，分洪區內也做好了分洪的準備，如果只是要防止洪水災害，立即下令分洪是最經濟有效的決策。爲什麼寧可冒着長江堤防決堤的巨大風險，也不願意採取長江防洪方案早就明確設定的分洪保長江大堤的現成辦法呢？單純在水利決策層面似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考慮水利決策之外的原因也許更能解疑。

三、長江「前線」：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幹堤決口。當晚，江澤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長江洪水問題。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中發電1998年3號）」，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8]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個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千里鐵路線上，一切爲運兵軍列讓路。8月8日這一天，武漢流芳、江岸西站每隔10分鐘不到就有一輛軍列駛入，行車密度爲建國以來所罕見。[9]任何軍事行動都要師出有名，長江流域的洪水險情，特別是歷史上最高的洪水水位，自然成爲組織這次軍事行動的理由。於是，1998年8月7日中國的軍隊經歷了朝鮮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調動。

據統計，廣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北京軍區、瀋陽軍區、空軍、海軍、二炮、武警部隊以及解放軍沿江沿湖各大專院校，總共有10多個集團軍、30萬官兵投入了抗洪搶險，共計出動官兵700萬人次，組織民兵和預備役人員500多萬人次。在抗洪第一線的高級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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