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刚过，在混乱中勉强坐上总书记宝座的江泽民，曾发出“要让个体户倾家荡产”的豪言；十多年后，同样是这个江泽民，却以“三个代表”为理论，要求“大量吸收个体户入党”。一些人把江泽民的这种前后不一，视作“转变”，将其言行称为“改革”。真如是乎？

众所周知，各国共产党起家，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多出一部份，即农民，号称“工农联盟”，实际以农民为主体。而今，大部份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倒闭，仅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一息尚存。

江泽民或其幕僚突发奇想，要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全民党”，以求该党生存下去，最好万寿无疆。

我们知道，多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各政党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通过选举，进入国家议会，各自维护其本阶层的权益，取得全社会的利益平衡。因而才有工党，农民党，社会党，等形形色色的称谓。以美国为例，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以上的利益，民主党则标为基层利益的代言人，互相制衡，泾渭分明。

毛泽东不敢公开打倒民主，还要借民主的幌子，于是制造“八个民主党派”，作为“花瓶”、“摆设”，以便对内欺骗，对外狡辩。如今，江泽民似乎连这些“花瓶”、“摆设”都顾不得了，把不管什么货色都一揽子往自己怀里揣，搞一个“五味俱全”。换荡不换药的是“独裁”，或者，变相的独裁。试想，共产党什么都代表了，还需要别的政党干什么？

这一切，也表明，江泽民正走向全面反动，从左翼独裁，走向右翼独裁，联想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掀起南巡风波，江泽民由一个反改革的总书记，变成一个大唱改革高调的总书记，终能免遭邓小平清洗。足见其变色虫的本领。

千变万变，实际上，江泽民还是江泽民，本质上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变。仍然是那个善于玩弄权术，好出风头，陶醉于高位，还渴望千古留名的江泽民。一切都是根据他的欲望和需要产生的。

权钱勾结，官商合一，社会财富遭受特权阶级洗劫，历来是导致改革死亡和社会毁灭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莫不如此，以百年前的晚清和当今的后共尤甚。

而今，共产党既定义为“全民党”，从“党指挥枪”，到“党指挥商”，无须勾结，权钱，官商，已经完全合璧，所有官场腐败，变得更加轻车熟路和肆无忌惮。

最新的例子，出现在农村基层选举中，比如浙江省，当地经商致富的个体户，凭借捐款，和其他经济实力型的运作，越来越多地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又当老板又当官”，毫无回避和顾忌。一边执政，一边经商，如此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何愁不能痛痛快快地尽情地“鱼肉乡里”？

有人认为，富人当官，能促进民主。理由是，富人需要通过参政议政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且不说中国富人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即经济权益须经由政治权益来保障；或者，即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目的又是否正当？即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代表整个阶层？进而维护全社会的利益均衡。再者，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是非法所得？

最现成的例子，莫过于牟其中、刘晓庆之辈。

牟其中，曾被多年举为中国首富，八九民主运动时，牟氏责备学生“太过份”，“耽搁”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镇压”。结果呢，在主子那里并没有讨得个好，最后，生意做过了头，反倒落得个终生监禁的下场；转看“亿万富婆”刘晓庆，又入党，又当“政协委员”，未见她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却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以至于锒铛入狱。

原因在于，牟其中刘晓庆们，非但丝毫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公心，也丝毫没有民主的起码意念；远不懂得通过健全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来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通过富人参政”，来促进中国民主了。

再看香港。自从香港回归，依附于北京的特区傀儡政府，秉承中南海旨意，采取与富人相结合、实行“商人治港”的策略来“稳定”香港，多年下来，不仅治理无功，连可贵的香港民主，也因此大踏步地倒退了。

江泽民试图将共产党变成一个“全民党”，不仅扭曲了共产党本身的性质，也堵塞了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过渡的通道，更要命的是，将民主排斥得更远。江泽民企图留名青史，到头来，恐怕连留名共产党的青史都难啊！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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