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的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一、中国在干什么？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1997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著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

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1997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的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9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预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1998年起政府已经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1999年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1999年6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的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的。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著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240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虽然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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