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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国际舆论评论为“气氛沉闷”的“两会”终于结束了，由于2002年是“政治年”，这种“政治看守”导致的“政治沉闷”是意料之中的。尽管如此，作为“两会”的压轴戏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在3月15日如期上演。但总体印象是：这同样是一个“沉闷”的“告别”演出。这不仅是“两会”的告别，更是朱镕基个人执政时代的告别——朱镕基这种告别是通过自我辩护来完成的。 记者招待会由中央电视台邢志斌女士率先发问，这种开场“庄严”地宣告了这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一点上，人们能看到中国在开放道路上究竟走到了哪里。不过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对这种100%的政治演出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我宁愿相信，朱镕基本人对这种“导演”并不十分中意，这是朱镕基一个令人欣赏的优点。 这次记者招待会最引人瞩目的是朱镕基对“本届政府”政绩的说明，由于这种说明主要是通过反击批评来进行的，这至少传达了两种信息：第一，朱镕基在做政治告别，第二、这种告别之所以以这种论战性的方式来进行，充分说明了在党内高层对他本人或“本届政府”存在激烈的批评。如果说香港媒体往往是大陆政情的晴雨表的话，这种分析就更是可信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本届政府”在向“选民”叙职（没有这种压力，也没有这种政治传统），几乎也不是朱镕基在答记者问，而是一个被批评压抑了很久以后的总释放，一场看不见对手但显然知道对手在哪里的公开辩论。此前，关于赤字问题，关于1998年的几项承诺的落实问题，关于金融腐败问题，都是朱镕基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朱镕基对回答这些问题是“胸有成竹”了。 我并不关心党内的批评，我对海外媒体对人事变化的“政治故事”的热衷也一直不以为然——对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来说，政治预测更多是在讲故事，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更重要的是，关于权力纷争的探究客观上导致了政治研究中的权力崇拜或一种特殊的权力中心主义，也使这种研究本身忽视了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我关心的是朱镕基这种辩护在学术领域是否是说得通的，是否是符合实际的。 朱镕基给人一种记忆很好的印象，这种努力是通过对一些数字的强调来体现的。但问题在于，关于赤字规模、关于GDP、关于粮食储备、关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数字的统计口径究竟是什么，统计方法是什么。我们不能忽视关于中国统计质量的那些悲观评论。更重要的是，朱镕基在谈到“本届政府”政绩的时候说：财政赤字成功用用于基础建设等方面，同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以为“用于基础建设方面“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这显然是不完全的。关于“本届政府”其间的军费增长和行政开支增长是官方公认的“成绩”，而其中人们对于各种重大庆典的花费、对三峡工程（尽管这不是朱镕基的“项目”）、对一些豆腐渣工程仍然记忆犹新。基础建设的质量问题至少和基础建设的数量问题同等重要。 至于说到提高人民的生活，这种说法和他“最头痛”的“8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少、个别地方还有下降”，这二者显然是矛盾的。不过我承认，朱镕基在谈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他的表述基本上是诚实的。但他在调侃美国提高钢材关税之后所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是值得讨论的。中国农民的问题不仅仅是粮食剩余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和收入水平下降，更根本的问题是：第一、粮食过剩是如何产生的，一方面，这和中国传统农业制度安排有关，特别和政府投资体制有关，比如，人们有理由问，在赤字和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中，转移支付给农业的究竟有多大比例。另一方面，“本届政府”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农民的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城市的问题。一方面是刚刚谈到的：农业并不是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收益人，由于储蓄和贷款之间的产业差异，农民还可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不在粮食作物的减少，更根本的出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这一点上，现行的城乡体制、特别是就业制度仍然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农民的出路不在与减少粮食的库存，而在于给农民自由，并在文化教育方面提供政府援助和财政反哺。 朱镕基是中国当代政坛少见的有个人魅力的人物，当然这主要是在那个体制内部“横向比较”而言。他毕竟仍然是生于兹长于兹的政治人物，对开放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政策仍然仅仅具有“间接知识”。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待国外记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尽管这种态度有部分是表演给国内百姓、特别是同僚看的。比如，他习惯于先入为主地认为海外记者的问题是充满挑战性的，其次，这种挑战是有敌意的，至少是不友好的。此外，我相信舆论肯定对朱镕基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答复印象深刻，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朱镕基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政治成熟”：就两句话，不越雷池半步。这种谨慎当然也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和朱镕基本人对当代政治文化的认识水平有关。 那么我们如何评论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呢？总的说来乏善可陈，甚至是令人失望的。关于16大人事安排的那些追问，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的说来这些提问是失败的，因为朱镕基的回答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倒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应该问，而是说这种提问的方式值得研究，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提问之前他们就应该知道朱镕基的答案——朱镕基肯定要这么回答的。我说记者们令人失望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问题在客观上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被动参与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官方定义：这些问题不包括人权问题、不包括每天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灾难、不包括河南艾滋村的悲剧及其抗议、不包括刚刚发生的长春电视台事件……当然，国外记者的“参与”是被动的，但显然，很多真实问题因此被边缘化了。 所以，对这种半吊子“直播”人们还没有理由那么感激而欢欣鼓舞，因为直播不仅是法律上的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播”还不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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