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被打断、工作受影响。比如，我知道很多知识界朋友很多著作压在出版社，理由只有一个：等十六大开完以后再说。你可能拼命干了几十年，但没有办法，你得给“政治”让路。我相信这类情况存在于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一切方面。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法制民主”和“政治文明”。事实上中国社会仍然是地地道道的皇权社会或官本位社会。什么叫官本位？就是说官员的需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官本位社会比皇权社会更可怕，用伏尔泰的话说：你现在不是忍受一个暴君，而是多数暴君，而多数暴君比一个暴君更可怕。

当然，最受影响的又是那些民工或所谓的三无人员。他们再一次成为毫无根道理但极端专横跋扈的“多数暴君”的受害者。2002年10月28日《北京娱乐信报》一则报道说：北京治安昨晚打响秋冬攻势，朝阳、东城、通州等各分局都进行了清理活动，查出了一批网上通缉的在逃犯和三无人员……我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的人被遣送和拘禁。事实上关于这类“保卫十六大”的警察行动已经多次报道了，这使人怀疑，至于吗？中国真的这么乱吗？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根据常识和经验我们知道，“战争状态”并不存在，只是因为政治的不合法性产生了政治恐惧，因此才人为地制造“战争状态”，而这一“战争状态”主要是由于“权力内战”而引起的。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无程式而导致竞争的极端紧张，这种紧张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利益考量当局也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首先，决策部门为了炫耀权力和政治表演需要人为制造战争状态。似乎是阿仑特说的，一切极权政府都喜欢盛典仪式，而这一盛典仪式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台上伟大光荣正确、台下仰望肃静回避。而这两方面的效果非“专政”手段不得成焉。政治表演是为了象征性地弥补合法性的欠缺，因此不难发现，越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越是苛意追求各种“舞台”效果。其次，执行部门的经济利益驱动强化“战争状态”。无论是“强化治安”还是“强化宣传”，都意味著额外的报酬增加：包括加班费和迫害行动以及权力扩大而产生的寻租回报。在执行决策部门“整治”运动的命令中，执行部门由于被赋予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往往滥用权力。这就是所谓“政治运动的放大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一切为了公益目的的政策在执行中效力递减，但如果是执行保卫最高权力利益的政策，那么下级部门往往滥用职权而不会受到惩罚。

人们都说，16大之前很紧张。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不是民治的，中国的政治生活是极端非理性和原始的，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人同时就是经济人，这是一次经济争夺。由于“真紧张”和“制造紧张”，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受害者。这是我们第二次受害。第一次由于“篡夺”我们丧失了民权，而第二次，篡夺者执意要表演而强制我们成为观众，而不打算按设计好的姿势观看的人，将被强制“回避”和“肃静”，至于社会弱势全体，将一如既往被当成表现权力意志的道具，因此他们将被驱赶、打耳光，而他们的狼狈不堪和哭泣求饶被视为是一种真正的政治需要──尽管这一动机是不能宣明的。

警笛声不断响起。“战斗又打响了”。“叫嚣乎东西，喙突乎南北，虽鸡狗不得宁焉。”更可怕的，这是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

谁当权都行，但饶了我们吧。

（200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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