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还曾给我讲过一段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有关周总理的佳话：有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在与周总理会见时要给周总理难堪，就问：

　　“我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都低着头走路，而我们却是抬着头走路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周总理思维敏捷，不暇思索地回答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

　　周总理的机智令老爸非常钦佩，——钦佩得“五体投地”。

　　那个年代里，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机”是咋回事儿。除了“小道儿消息”以外，收音机和报纸是主要的新闻媒体。老爸象许多人一样，每天早晨听新闻广播已成了习惯。那时的新闻，政治性极强，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往往都是重要新闻。老爸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听到周总理接见外宾或出席什么会议的消息，就开始不安。

　　“总理是不是病了？”老爸不无担心地揣测。

　　虽然没有电视可看，但一般在看电影的时候，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前，往往会加演一些新闻片，其中以政治题材为多。于是人们就常常可以在电影银幕上看到“毛老人家”或周总理接见外宾的镜头。有时我就听见老爸看完电影以后回到家里，非常难过地说：

　　“总理又瘦了！”。

　　记得二十五年前冬天的一个早晨，大概是星期天，老爸一边象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一边开始拖地板。这时，从收音机里传出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爸当时就象是变成了一座雕像。

　　老爸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政治形式看得比较透彻，对“毛老人家”颇有微辞，曾自言自语地说：

　　“连一百都活不到，还整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有啥意思？！”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算起，我们家好象从没挂过“毛老人家”的画像。可周总理死后，其遗像还未上市，老爸就命喜欢画画儿的哥哥临摹总理遗像一幅，悬于墙上。画像上的周恩来，两道浓眉下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晚年的周恩来则面颊消瘦，两鬓霜白，双眉更显浓重，目光里充满着老人特有的慈祥。老爸说，他每看总理遗像就想放声大哭。最让老爸难过的是，周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献出了一切，不但生前无儿无女，死后连骨灰都不留。而最使老爸钦佩的是，周总理一生从未戴过“毛老人家”的像章——他胸前佩戴的永远是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国家大事。但我能隐约地感到，在老爸的心里，好象周总理是国家唯一的支柱，是唯一为老百姓着想的国家领导人。由于老爸的影响，我对周总理也自然而然地“非常敬佩”，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甚至对老爸颇有几分羡慕：老爸竟有幸亲眼见过周总理，而我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年后，中国开始“拨乱返正”，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定性为“一场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濒于崩溃边缘的浩劫”；“大跃进”得到澄清，浮夸和冒进所导致的千百万人活活饿死的惨剧终于大白于天下；“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几个“豁出命”的农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终于争得了在自留地里耕种的权力；“上山下乡”偃旗息鼓，几千万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终于熬到了“终生流放”的结束，大赦一般地涌回城市；命大的知识分子终于被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了“牛棚”，重见天日，并有幸被尊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平民子弟终于可以走进升大学的考场，“国家的未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终于可以象古代的平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女人们终于可以在“武装”和“红妆”之间有了自己的选择，平生第一次美滋滋地烫几绺卷发、买一件长裙、穿一双高跟鞋；而男人们则懵糟糟地在板儿鞋和军帽之间神气十足地加上一套西装，胆儿大的，又率先在脖子上绑上一条领带……

　　中国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打开了！人们慢慢地从迷魂药中苏醒，睁着惊奇的眼睛向外看，仿佛第一次造访地球的外星人。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对这个星球是多么的陌生：美帝并不是“人间地狱”一般的美帝，台湾也不是“水深火热”一样的台湾！……　环顾四海，最惨的不是我们冷嘲热骂的别人，却恰恰是我们自己。人们不禁惊呼：我们被骗了！

　　文革中的无数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上自开国元勋，下至平头百姓，曾经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出卖、被抄家、被羞辱、被囚禁、被折磨、被杀害！人们终于看到，这个在自己的脑门儿上贴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究竟对人民都干了些什么！回顾自己的身后，谁能不后怕，谁能不震惊！这是怎样的社会！

　　彭德怀的冤案平反后，老爸买了一本《彭德怀传》，读后唏嘘不已，被彭老总为民请命的良心和勇气所深深感动，更对彭老总的悲惨遭遇而激愤难平。老爸数年前曾在北京看过写在大字报上的《万言书》，觉得那全是肺腑之言，今日又读《彭传》，对彭老总更是敬佩有加，提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真正的人，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人！”

　　好象从那以后，我再没听到老爸提起他敬佩的周总理。

　　终于，自封为“人民大救星”的“毛老人家”被苏醒了的人们请下了神坛。千秋功罪，不用后人评说。昔日那位“恩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大救星”竟然是一个极度自私与冷酷、视万民如草芥的独夫民贼、千古暴君！

　　然而，周恩来，这位被公认为“毛老人家”左右臂一般的“得力助手”，这位自谦为“总管理员”的“人民的好总理”却还端坐云中，供人朝拜。

　　有一日，我突发神经，想起老爸讲过的周总理智胜外宾的故事，心想：“总管理员”固然机智，但说到底，那时的中国人果真在走上坡路吗？你可以咽得那位外国人哑口，但你能服了他的心吗？身为主管内政与外交的政治家，国家濒于崩溃，百姓挨饿受冻，竟然还有脸振振有词！外交场上靠打嘴仗取胜，有啥意思？算啥能耐？！更有甚者，建国后“毛老人家”发动了那么多次人造灾难，每次不是都有“总管理员”在其鞍前马后地忙活？何以把账全算在别人（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他倒是一推六二五，抖落个干净！

　　我于是便向老爸对“总管理员”提出质疑。老爸此刻似乎已经有所觉悟，倍感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唉——！他是一个和事姥儿！”

　　可怜老爸中毒太深，还是认识不足。我们的“总管理员”何止是一个“和事姥儿”？

　　不错，“总管理员”的机敏与智慧，恐怕是举世公认的。左右逢源，看风使舵，撒谎原谎，八面玲珑，哪一样儿不需脑瓜儿转得快？如果说“总管理员”是低智商，绝对不是事实。可是，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一个绝顶的聪明人，却不见得能作出聪明的事。

　　“总管理员”当年为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中国的前途，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但他并没有把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带回中国，而是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带回来的不是火种，而是瘟疫。

　　如果说“总管理员”当时年轻，对“共产瘟疫”认识不足，倒也是一个借口。可后来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建政之后，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桩桩、一件件祸国殃民的“丰功伟绩”真是不胜枚举。“总管理员”不但都亲励躬行，还鞠躬尽瘁！要说他是故意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过不去，偏要把祖国弄成亡国、百姓遭殃，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这岂不有悖于自己少年时代就许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迈誓言？可你要说不是故意的，那为啥要助纣为虐，使百姓饥寒交迫、生灵涂炭，使中华大地万马齐喑、国无宁日？身为一国总理，要是他没意识到，那只能说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要是他心知肚明，那就只能说他“丧尽了天良”。

　　在他“伟大”的一生中，可曾写下过“人权”二字？在他“光辉”的生涯里，
脑海里可曾有过哪怕是历时半秒钟的一闪念：要把真正的民主真正地还给人民？要说是受到时代的限制，纯是一派胡言。始皇不知“民主”为何物，不足为怪。此物那时尚未发明，非始皇之过也。而“总理时代”，“民主”、“自由”与“人权”已存世久矣，其为人类带来的进步与福祉，已为世人所共识。难道说，人类进化到了今天，不知“民主”、“自由”与“人权”为何物，更视同其为洪水猛兽的政治家，还配得起“伟大”二字？开什么玩笑？！

　　身为政治家，尤其是象中共这样的极权政治中不经选举却是终身制的国家领袖，身系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存亡，肩负百姓之重托、万民之所期。倘若不能高瞻远瞩，审时度世，把握时代脉搏，顺乎世界潮流，定会贻误国民，断送国家之前途，将民族引向黑暗，罪莫大焉！更有甚者，国难当头，却置万民于水火、国家于危亡而不顾，万般危难，只为自己保全。主子暴虐乖张，却对其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国家社稷，任其一意孤行；锦绣江山，任其肆虐撒泼。却非但不予制止，还拍手称快；拍手称快之余，更不忘鼎力相助，竟至“两人配合默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一世愚忠的糊涂虫，必难逃“民族罪人”的历史封号，岂能只凭“说了违心的话，作了违心的事”这区区几个字就能了得？！

　　暴君，无疑是人民的公敌。忠于人民，就必然要抛弃暴君；而甘做暴君的奴才，则势必就要抛弃人民。因此，即得暴君主子的欢心，而又得人民爱戴的人则无法不是骗子：他要么爱人民而骗主子，要么爱主子而骗人民。

　　我在想象那样一幅图景：“总管理员”来到一户农民家中，径直走进厨房，亲手掀开锅盖，亲手盛出一碗野菜，然后“津津有味儿”地吃了起来。在场的人，顿时泪如雨下。那个脸色蜡黄的农民，已经为没有瞒住“总管理员”，让“总管理员”发现了锅里的野菜而不安，此刻更因为让“总管理员”吃了锅里的野菜而内疚不已、泪流满面。

　　这时，我好象听到了那抑扬顿措的话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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