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條」如何出籠

一九八○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農村實施「包產到戶」，農民（原來稱公社社員）開始得到「鬆綁」，有一點耕作種植自主權，勞動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的同時，對黨的農業政策依然疑慮重重，收穫的糧、棉、油，大多儲存在家裏，不肯輕易賣給政府。所謂「家有糧，心不慌」，這是中國農民三千年來養成的傳統心理。糧食是影響全局的最重要戰略物資，爲了穩住農村的大勢，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窮的安徽兩省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和萬里，分別提出好幾項順應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農民熱烈擁護，成爲十年文革浩劫後農民所能嚐到的「定心丸」。因此，當時流傳着「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

「以糧爲綱」成次要國策

農村局勢大致穩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即將經濟改革轉向城市商貿，尤以「對外開放」擺在首位，號召「全民經商」，提出「讓部份人先富起來」的誘人口號。這一下，窮極無望的中國人，好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錢」看，一發不可收拾。廣東沿海地區的鄉鎮幹部，特別是毗鄰港、澳地區的黨政軍警，無不爭先恐後，引進「外資」，大做「無本生意」，正財與橫財併發。萬元戶、十萬元村、百萬元鄉、億元縣相繼榮登富榜。

既然「對外開放」有大利可圖，「以糧爲綱」的農業，即被擺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備的糧食收購專用款，管理也逐漸鬆懈。許多財政偏緊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補「脊背」，試着將購糧款的一小部份，挪作他用。於是，傳統的「信用契約」——白條，就在新形勢下興起了。看着農民對白條雖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膽大幹。

「計劃經濟」加黨的絕對領導，人力、物力、財力，絕大多數取自農村，農民除交公糧、賣餘糧外，還要負擔名目繁雜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衛生以至葬喪費等等。

一九八五年以來，農業的所謂「改革」完全停頓，內地農民紛紛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掙錢，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蔚爲奇觀的「民工潮」，人數超出一億。這支龐大的「盲流」大軍，只要有飯吃，有錢拿，什麼髒、苦、累、賤的活都幹。據說其中有一位從河南農村來的老太太，五十出頭，身板還算硬朗，原是當地基層的黨支部書記，黨政人財一把抓的第一把手，卻在廣州街頭拾破爛，掙錢吃飯。當地基層領導要她回去，依然當黨支部書記，她死也不肯。她對人說：終年催耕催種，糧食登場了，公糧照交，餘糧照賣，不見鈔票，只給白條。再給鄉親們唱黑臉，怎麼唱得下去？

白條背後的陰影

公社化時期，沒有所謂打白條，但陰影早已存在，只不過是隱性，不經深入觀察，不容易發現。因爲那時的「派購任務」，都由「兩級覈算爲基礎」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承擔，加上公社一級的「統一調配」（實際上是吃大鍋飯），政府所有的農業徵收和收購，都不與農民個人直接發生關係，損害農民利益的這一陰影，被掩蓋起來。包產到戶以後，「派購任務」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每年收購糧食的支付款，多達數千億元，成爲農業上最大的一筆支付款，也是農民賴以爲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規定以「官價」收購糧、棉、油及其它農副產品，農民的產品不能「隨行就市」，無法分享「市場經濟」的好處，打白條便成爲農民的一場做不完的噩夢。

東南沿海地區，由於「經濟特區」政策輻射力的影響，鄉鎮企業（即原來的農村公社、生產大隊輕工、手工廠）發展很快。筆者於一九八七年在珠江三角洲訪問，發現一家農村小廠，十多名中青年婦女，以一座破舊祠堂作場地，一架簡陋人力印紙機，幾十把剪刀，專門製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車，小至鞋帽美鈔，一箱一箱，經香港銷往東南亞，每年賺外匯約達百萬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計算報酬，所得無多，絕大部份利潤歸政府所有。

「打白條」是斷絕農民生計的腐敗

在這樣有利可圖的形勢下，各地方政府無不爭先恐後，制定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項，是提供廉價土地，由外商作商業用地。以廣東爲例，至一九九七年不完全統計，出賣出租農村土地總金額達萬餘億元，其中胡塗賬或不明去向的款項，達四千多億元。打白條是近二十年來無法解決的腐敗，而今，更出現了斷絕農民生存後路的腐敗。

因此，農民爲最後生存條件被剝奪而奮起抗爭。以廣州市近郊、遠郊爲例，一九九四年上半年，相繼發生多起村民示威抗議政府無償徵地的嚴重事件。

從表面看，是鄉村中共黨支部或基層政府把其管轄區內的農用耕地，轉讓給國有企業，或賣給香港商人作商業開發用地，交易額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數千萬元人民幣。村民的傳統耕地被徵用、轉賣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補償，有些官員在交易中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憤怒抗爭的重要原因。但從本質上看，卻是農民爲生存權而奮起的抗爭。

抗爭的首發地區，恰恰是對外開放、經濟改革最早的廣東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別重要的民主特質。較之內地廣大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農民具有特別濃厚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絕境，包產到戶，爭得種植自主權，擴大農貿市場，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增長，這段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艱難路程，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足足走了二十年。終於，珠江三角洲農民覺醒了，要爲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基本的權益——土地所有權而抗爭。

打白條的劣根——統購統銷

但是必須指出，與打白條弊端有直接關係的，應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中央決定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採取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即實施「統購統銷」政策。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因經濟建設而新增加的城鎮人口約達一千七百萬人，政府每年必須掌握七百億斤糧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糧食市場，滿足城鎮人口能吃飽飯。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糧食統購統銷採取強制手段，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

二，一段「統購」試點工作的經歷
筆者當年參加過廣東地方的「統購」試點工作，現將這段經歷，略述如下。

我們選定的試點工作村，叫新東錫，位於潮州城西十餘里。

據介紹，新東錫村三百來戶，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數姓盧。水田旱地約一千五百畝，實際水稻種植面積不到一千畝。由於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極高。以水稻爲主，還複種、間種小麥大麥、蕃薯雜糧、花生芝麻、各色各樣的時鮮蔬菜。種植技術均做到深耕細作，繡花一般。產量很高，水稻年畝產近千斤。

接着，工作組召開全村羣衆大會。此外還分別召開黨支部、團支部、農會、民兵、婦女等各種會議，反反覆覆說明來意。但感到村民對收購糧食有抗拒情緒，村幹部也有頂牛表現。後來找盧支書談收購糧食的任務，盧支書只說了一句：我和幹部羣衆再商量。掉頭就走，不再照面。其它村幹部和羣衆，見到工作組如同遇上痲瘋病人，遠遠就躲開了，別說宣傳黨的「購糧」政策，連打聲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組束手無策。

這時，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來試點檢查工作，他就是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安平生。安部長帶着祕書、警衛員五人，在區黨委王書記陪同下，聽取了我們工作組一天半的彙報，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後是王書記指示：按照安部長指示的精神辦。

以階級鬥爭精神落實政策

安部長的指示精神，照我們的理解，可以歸納爲四個字：階級鬥爭。安部長說土改結束才一年，地主富農和其它反動分子，美帝走狗、蔣匪幫特務分子，人還在，心不死，時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們的許多同志，腦子裏面階級鬥爭那根弦，早已鬆掉了，這是多麼危險的和平痲痹思想！用這種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農村工作，必然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把黨的極其重要的農村工作，統統當作一種純技術性的具體業務，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從「階級鬥爭」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氣沉沉。我相信同志們必能鼓起勇氣，發揮鬥志，堅決落實「階級路線」，打開新局面。

工作組很快就統一思想。組長立即召開黨支部會議，把盧支書撂在一邊，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和平痲痹思想，甚至指着盧支書的鼻子罵了起來，說有的共產黨員，忘恩負義，黨解放了他，分土地給他，培養他入黨，給他榮譽和地位，現在黨要他賣幾粒穀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這樣的黨員如果不回到黨的立場上來，遲早要滾到地主的地獄裏去，永世不得超生！盧支書低着頭，臉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後流着淚說：我三代貧農，現在有了土地，家裏有了幾擔穀子，高興得睡不着。半夜起來，摸一摸幾籮谷，就像大熱天吃了一碗草粿，實在捨不得賣。不是忘記黨的恩情，實是一時想不通。

「是否擁護黨」的立場問題

鬥爭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戲，對於農村黨支部書記來說，簡直是「三個手指撿田螺」，十拿九穩。更何況，經過土改鬥爭，地主、富農的當家人大都已經死於非命，倖存下來的大都是一些婦女小孩。他們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當地農會管制，不準「亂說亂動」，不要說反抗，連喘氣的份兒都沒有。

盧支書按照組長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屬都集合起來訓話，然後逐戶當衆自報「不法」，連心裏想過的什麼「不滿」、「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農會會員逐戶予以批判，認爲是嚴重罪行，實時鬥爭，免不了拳打腳踢。最後一項是自報「賣餘糧」，也是最艱難、最費時、最費口舌的新任務。

地富雖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貧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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