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吃大喝已是包房包不住的公开的秘密。一位某市某机关的副科长前些日子语调平淡地告诉记者，某晚他们一行8人包了一个单间一餐便吃了14000元。“14000元？吃什么龙髓凤肝？”记者不由得大惊失色。那位朋友嫌记者少见多怪，便不紧不忙地报来菜单：“一碟椒盐蛇2000元，一碟田鸡肚1000元，一个龟蛇鱼翅汤7000元，加上其它几个小菜和每杯150元的蛇胆酒。”“一个汤要7000元，是不是太夸张了点？”记者兀自不信“你真是没见过世面，告诉你汤里的内容你就明白了：8斤重的过山峰一条2000元，二只金钱龟2000元，鱼翅一斤2000元，加上其它佐料和加工费，7000元小意思啦。这么跟你说吧，我们那里有道汤叫‘龙虎凤’，龙就是眼镜王蛇，虎是从越南贩来的小豹子，凤即野山鸡，你猜多少钱？10000元，照样供不求。”一个汤1万元，即使沙特王公喝起来恐怕也要心疼一下吧。而我们有些“公仆”吃起来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据某县某小字号的“公仆”介绍，有次他们单位招待上级领导，一席间仅法国顶级名酒“路易十三”就开了两瓶。一瓶路易十三在酒店卖9500元，其中酒8000元，开瓶费1500元。服务小姐纤纤玉手将瓶盖那么一旋，就值1500元，其它美味佳肴价值几何，局外人几乎没有胆量猜了。据说曲终人散时，一作陪的老板提出用1500元买下酒瓶好留着吹牛用，做东的某局局长哈哈一笑：“买得起酒还舍不得酒瓶钱？不卖。”自己将酒瓶拎回家做了花瓶，其豪迈真可谓气冲斗牛。某些“公仆”口口声声“酒肉穿肠过，原则心中留”，视大吃大喝为权力赋予他们应享受的特权。在他们看来，大吃大喝虽然群众反应不好，但好歹可以美其名曰「工作需要」。笑骂任人笑骂，贪官我自为之，谁奈我何？

记者的一位朋友日前陪处长从某县检查工作归来，和记者说起自己亲历的一个故事。下县第一晚，该县某领导在当地最豪华的酒楼包了间最顶级的包房宴请他们一行，酒足饭饱之后，县领导借着酒兴指示属下去挑几个档次高点的小姐来同欢共乐。不一会便见几个花枝招展的三陪小姐鱼贯而入，几位小姐一见当地陪同的几位“公仆”，便形色夸张地大打招呼，表明彼此都是老主顾。然后非常职业化地邀请客人唱歌跳舞。曲终人散时，便见陪同的某“公仆”掏出一叠百元大币，每位小姐奉送一张，小姐们有的将钱塞进酥胸，有的将钱藏进鞋里，然后满面春风地作鸟兽散。

据朋友介绍，现在有些市县的包房已发展到房中有房，除正房之外，另附有一间名为体息室的偏房，内设沙发、茶几、单人床等家具，唱歌唱得腻了跳舞跳得乏了，可以邀自己看中的小姐入偏房私人会晤，至于希望什么特殊服务，全靠自己斟定了。

包房消费不仅可以满足某些“公仆”的口腹之欲好色之心，还可以兼顾日常所需的烟酒，埋单之后，在座中人带回外国烟、洋酒已是常事，反正一张餐费发票便将所有开支统统搞掂。嘴里噙根牙签、手中拎个塑料袋，是某些悠然步出包房的“公仆”的常见造型。某些有权签单的“公仆”进出包房多了，便慢慢地艺高人胆大起来。学会了开虎头蛇尾的发票中饱私囊的技巧。明明一餐饭吃了1000元， 却要收银小姐开2000元的发票，反正都是公家出钱，没人想查清楚，整天进出包房，日积月累进项便大为可观，房子也盖起来了，摩托车也骑上了，腆着“江泽民式的肚子”，小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

包房里的灰色消费无异于一个无底洞，据官方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一年全国公费吃喝便超过2000个亿，其实，这何尝不是冰山的一角。

记者某次下乡采访，某县局领导要意思意思，只见他招来某企业的经理，一行数人开着一辆“子弹头”便直奔某酒楼包房，席散后该领导对该经理抛下句“你搞掂啦”便偕记者扬长而去，酒足饭饱的记者能不把粪堆描写成鲜花吗？

“公仆”进包房，有时是自己主动请缨，很多时候是被动应战。现今捞世界，聪明人都知道“富不和官斗”，再有钱如果不和官友好相处恐怕难免岌岌可危；一些不法商人更是不择手段地投某些“公仆”之所好，据说某地某个体工程承包者为了能够承揽某一大工程，了解到其主管“公仆”不爱财只好色之后，便携一颇有姿色的应召女郎，假座某酒楼豪华包房大摆宴席。酒过三巡，该包工头借故离开，留下某“公仆”和某小姐把盏合欢。次日，该“公仆”大笔一挥，包工头便如愿以偿了。

包房里的“公仆”形形色色，包房里的故事光怪陆离，哪出戏能有中南海瀛台那出戏动人心弦？

与此同时，中国有四千多万的下岗职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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