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首先祝賀你平安回來。

　　高：謝謝

　　問：我想，被中共羈押的這五個多月的經歷，在你過去歲月裏一定是絕無僅有了。

　　高：這完全是沒有想到的。

　　問：你能否講一講這次被抓的經歷？

　　高：這次我與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過年，純粹的過年，並沒有帶什麼學術項目。還有一個附帶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國內找到一份教職工作。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回去過年。所以，有些媒體說我回去進行學術研究，那是不太準確的。

　　一、機場被捕，形同綁架

　　問：你是在北京飛機場被抓的吧？

　　高：對。今年二月十一日，我們當時在北京機場正準備出境，過海關時被進行了徹底的檢查。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大禍即將臨頭，對搜查本身我是極度的反感。我向他們提出了抗議，但他們不理睬，連小孩的箱子都翻了個底朝天。我就問他們「你們到底要找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有沒有」，他們也不理我，然後搜查完了。我們正準備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機臺，在離櫃檯十幾步的地方，又給攔截下來了。他們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們有事要跟你談一下」，我問「你們是誰」？他們回答說「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周圍站了有二、三十個人，有的朝我們處看，有的朝別處看，但顯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問「我今天還走不走了」？便衣回答說「今天不走了」！

　　我們別無選擇，因爲我們的行李車也被他們推走了。我們跟隨他們從二樓到了樓下的一個房間裏，他們先要薛東華出去，薛東華從門邊退回來說「我們一家三口一定要在一起」。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說「薛先生，我們先禮後兵」！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他們怎麼連我丈夫姓什麼都清楚？看來對我們做過一番研究了。薛東華沉默了一番，沒有辦法，只能跟着他們先走了。

　　問：那孩子呢？

　　高：孩子當時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牽着我的孩子。他目睹了這一切，他一直冷靜地看着發展的事，我當時由於混亂，並沒有時間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並沒哭，他是被強行與我分開後，單獨被帶到另外車裏時才哭的。這是我釋放回來以後，孩子告訴我的。薛東華被遣走了以後，他們把我與孩子帶到了一個車子跟前，他們對我說要把孩子帶走，我說「不行，孩子與我不能分開」。他們用同樣威脅薛東華的話說「我們先禮後兵」，我沒有理睬他們，對峙了四、五分鐘後，他們把小孩從我的手上搶走。然後，他們把我推上了車子，裏面已經坐着兩個女警察，強行推上車後，她們就給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鏡，外面什麼也看不見了。開了大約四十分鐘至一小時的樣子，到了一個地方。我發現這是一個別墅區，應該是北京郊區，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裏周圍有十幾幢三層樓的西式別墅，中間還夾着一、兩幢辦公大樓，我估計是他們安全廳辦案的什麼特別的地方。他們看守我的人至今也沒透露這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無人性

　　問：你父母親他們是什麼時候才了解到這個事情的？

　　高：我們剛被關的時候，我最擔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請求他們一定要讓我打個電話回去，給我西安的婆家與南京的孃家報個平安，因爲這是我們每次旅行完的慣例。我請求他們，即便我撒一個謊，就說我們已經回到了美國，報個平安，讓他們安心。可是他們絕對不允許我們打電話。

　　我回來以後，得知家裏人是我們「失蹤」第四天開始大規模地尋找我們。起初他們打了無數的電話，我哥哥發緊急的伊妹兒，但都杳無音訊，他們就開始非常緊張與害怕，其實當時薛東華的電腦也被他們搜去。在第五天的時候，即二月十六日的時候，有個奇怪的電話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單位，那個人自稱是「從黑龍江」打來的，看來他是從截取的電腦裏發現我哥哥的線索。他問「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姓高的？你們這裏是什麼單位」？當時我哥哥他們已經鋪天蓋地在找我們，他們單位裏的人也知道我們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問對方「你是那裏」？但那人除了說是黑龍江以外，就什麼也不肯細講了。可據說聽口音是北京的，辦公室的人說「他不在」，然後趕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正在洛陽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匯合薛東華的家人，當時薛東華家人也正在設法找我們，陝西省成立了一個要案專案組，他們報案了，中國現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來後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測，我們是被中國的黑勢力綁架了，甚至已經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聲痛哭之中，我的父親心臟病發作，已經幾次送醫院急診搶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陷入極度的痛苦中。事發時美國這邊的星期一，這是我丈夫復職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們出發前一天，他還發伊妹兒給他的經理，說他會準時上班，絕沒有問題的。薛東華同一個公司的同事也是朋友，在美國時間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機場接我們，但是意外地卻沒有接到，事後又得不到我們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國我們的家裏打電話，連續四天往中國打電話，但卻沒有我們的任何消息，匯合了我們當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認爲我們遭到了不測。薛東華的公司也得知了這個情況，也積極進行找人。薛東華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發起了全世界範圍之內的搜尋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消息，竭盡全力地尋找我們。

　　問：那麼是如何得知你們被國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東華的姐姐與我的哥哥，他們到了北京去找我們。他們自然去北京市公安局查訊，對方起初說「不知道」，然後也答應幫助找。讓我哥他們在當時我們曾住宿過的「長福宮」附近派出所報案。家裏通過一個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們被扣押在安全局裏的，他用什麼渠道打聽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訴我們。北京市公安局這時才告訴我哥哥他們，你們不要找了，你們回去吧，人在國安局裏。

　　問：那很長時間都沒有履行正式手續通知家人嘍？

　　高：絕對沒有，我們的美國律師告訴我們，即便是依照中國法律，這也是違法的。

　　問：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談到了這個情況。這就特別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是個政府，既便是抓錯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這並不妨礙事情的進行。不予通知，讓家人操心成這樣。

　　高：對，這其實就是「綁架」。現在回憶起來，這是最難受的一段時間，非常痛苦。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被國家安全局所抓這個痛苦的事實，當家人聽說「人在國安局」這個消息後，反而一塊石頭落了地，「人沒死呀，還活着」。

　　問：也許他們就故意要造成這樣的效果。與先前那種已遇害的可怕懸念相比，被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們這種惡劣似乎已經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當時用這種方法，也確實是爲了折磨我們的心理。他們審訊薛東華、也審訊我。我跟他們多次講，讓我給家人報個平安、撒個謊，我的家人聽不到我們的消息會受不了，我的父親心臟病非常厲害。我想他們就是折磨我們，逼迫我們趕緊講出「真情」，用家人的着急來折磨我們。他們完全是喪失了起碼的人性。

　　問：對，他們實在是太惡劣了。

　　高：他們不但違法，還沒有人性。

　　問：關押那麼久，你大約到了什麼時候才比較清楚，你最終會被放回美國的？

　　高：說句老實話，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麼久的關押期間，我只見過兩次律師，一次是七月十號，被關押五個月後第一次見律師，而律師懾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只一般地講了一下薛東華在外面爲我呼籲所進行的事情。而且中國當局給我的印象是「無論外面怎麼鬧騰，我們裏面不會受干擾的」。直到開庭的前一天，我第二次見律師時，他跟我說「我們現在有計劃給你做保外就醫，但是我們一點把握都沒有」。所以我聽到被判十年後，情緒非常激動，我覺得這非常的殘忍，太殘忍了。他們指控我的「罪狀」是莫須有的，既便退一萬步說「成立」的話，也不至於判那麼久。當時我還非常氣憤。在聽到律師「批准保外就醫」的消息前的一百六十多天羈押期間，我一點都無法確定我會離開中國的監獄，我沒有信心我會在有一天裏釋放而重獲自由。

　　三、有兩件事對我壓力最大

　　問：過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內，你覺得精神上最大的壓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什麼？

　　高：我覺得有兩件事對我壓力特別大。

　　他們在多次審訊當中，問我與國外間諜組織的接觸，他們多次要我承認我是「軍情局」即「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這個組織的？什麼時候填的表？化名是什麼？他們反覆問我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就怕他們強加在我頭上的這些罪名，迫我「供認不諱」。後來我被逼得沒有辦法，我就跟他們講，你們哪怕給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絕對不會承認這個，因爲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所謂的國外間諜組織，也沒有受過任何所謂的特務訓練，也沒有填過什麼表格，對他們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懼，又憤怒，而且心理上的負擔非常重。害怕他們就用這些各種各樣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而外界根本不知道。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壓力最大的事。要知道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指控」。他們化了很長的時間，在每一個審訊過程中，他們都仔細地問、拚命地問這些同樣的問題。有幾次他們還斥責我「你態度很不老實，你頭都碰了南牆了，還不回頭？你不爲你後半生着想」！他們就用這樣的語言來威脅我，我不可能承認我沒有做過的事情。而且很多時候，喝斥我回到關押的房間裏，讓我好好反省。有些時候，他們裝着很氣憤的樣子退出審訊室，卻把我一個人關在審訊室裏好幾個小時，也讓我「好好反省」。過兩個小時又回來，問我「想好了沒有」？就這樣，完全是逼供。我沒有做過的事，我絕對不會承認。

　　另外一個很難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強行跟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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