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六四一役，江泽民时代的政治稳定是维持住了，但意识形态已元气大伤，基于武力的权威迄立不倒，而基于民心的权威则涣散无余，一般民众虽“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实则它底气不足，下盘不稳，已是一头色厉内茬的黔驴了。

大体而言，目前中共面临着两种相反力量的左右夹击，一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是金钱的力量。

首先，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方面表现在知识界（社会上层）的自由主义的无形渗透，一方面更表现在民间（社会下层）的法轮功的有形反抗。

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意图重演清除自由化精神污染的旧戏，结果，对党内老资格的李慎之无可奈何，刘军宁似乎是开除了，何清涟调离岗位了，余杰在上级干预下也去不成现代中国文学馆了，但他们文章仍在发表，著作仍在出版，何清涟还是得到了“长江读书奖”。官方可以完全控制的只限于主流的大众传媒（电视、报纸），要完全封杀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已力不从心，媒体的数量增长和多元化至少有助于自由主义的保存。

相比之下，作为行动的法轮功对中共统治的冲击远比作为言论的自由主义直接得多，集中得多，也有力得多。在天安门这个中共最敏感的中心部位，法轮功的非暴力抗议招致中共最严重的压迫，同时也最明显地使中共的虚弱暴露于天下；中共勉强掀起全民性的揭批法轮功运动，实际上流于形式，因为在一个已趋向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全民总动员式的批斗运动早已难乎为继。

过去，共产党统治开始确立之时，他们压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排他性的）思想和信仰，所以就不允许别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如今，共产党统治已经动摇，他们仍然压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已没有一个思想和信仰，所以才害怕别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他们已无法拣起那个共产主义的旧虎皮来对抗自由主义和法轮功的大旗（批判法轮功只能采取将之定性为“邪教”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方式），而江泽民的“三讲”（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共产党信仰的最后残余──是无法取消李洪志的“三讲”（真、善、忍）的。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早就不会为革命牺牲了（只会为腐败牺牲），而法轮功信徒却可以为大法牺牲；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它拥有一切（而它的虚弱也正在于它拥有一切，因此它害怕失去一切），相反，法轮功的力量在于它一无所有，无可失，无所畏，亦无所求。

其次，困绕共产党的还有金钱的力量，一方面表现在党内（社会上层）的官员腐败的蔓延，一方面表现在民间（社会下层）的非法经济的泛滥。

中共最高层欲以枪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副省长来杀一儆百，但党内腐败分子仍旧“生命不息，腐败不止”。腐败的广度及高度使中共不可能真正施行反腐重手法，否则无异于政治自戕，“远华案”的处理是明显标志。

中共宣传部门压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和评论，但他们管得住合法出版，管不住非法出版。主流媒体可以消灭或贬低高行健，但地下或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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