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周六）上午约十一时至下午二时半。
　　
地点：深圳市滨河中学之北，书城之南的住宅区的一栋新楼。

　　事实：我是一名香港特区永久居民，也是美国永久居民。一月九日早上经过深圳火车站附近闲逛，由人民南路转嘉宾路，再转建设路回火车站。

偶遇周小姐

　　在建设路见到许多女人“拉客”，忽有一高瘦女子贴近我的左侧，问我要不要“按摩”，我摇头摆手说“不要，不要”。她仍紧随不离。我看她衣著朴素，不施脂粉，不似作“小姐”的，倒像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于是问她“你也是干那行的？”她说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我想到自己也有儿女，动了恻隐之心，想帮帮她，于是对她说“我绝不与你做那个，但愿意和你谈谈，了解你的情况，或者可以帮助你回家（本乡）。”她点头同意，于是走到附近的麦当劳，买了两杯热奶茶，在店里边喝边谈。

　从谈话中知道她姓周（未问名），家住武昌，父母皆下岗工人，只她一个女儿，读到高二因无钱辍学，也找不到工作，水灾后更艰难。两个月前她随一名老乡（操贱业）来深，先介绍她做“小姐”，但她无法接受，就去饭店做服务员，工资微薄，工作辛苦。一个月后，即与另一女子租一小单位“接客”，月租一千元，上半月只有两个客人，已经两周无生意了，又欠了债。

　　我看著她，心中难过，就问她在本乡工资若干？她说月薪约二百至三百元，但必须有人事，还要交一笔费用，否则没有人给你工做。我说，“若在武昌给你一份工，月薪三百元，你愿不愿意回去？她说“肯定愿意”。我再问她欠债若干，她说人民币七百元。这时我已决心帮她回家，单单给她还债并购车票并不困难，只是如何解决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颇费思量，又恐她说的不实，故想多些了解她。

　　此时我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竟然随她去住处看看，她又一再说她的住处是在一般人的住宅区，不是坏区。我们上了出租车，经滨河中学右转不远即下车，先右拐，再左转，再右转即见一栋新楼。她用匙开了楼下铁闸上楼，梯间无灯，至五楼左边第一单位，开铁门及大门就在厅中坐一下谈谈，她又叫我脱鞋，我说不必，这里光线太暗，不便久坐。她又要拿我的手提袋入房，我说不需。我请她拉开窗廉，她说窗口紧对著邻居不好开。这时我想离开，一眼见到橱房无煮食炉，不像住家，我心中起疑，正欲离开，外面忽有人敲门，喊说公安查房。

黑公安闯入

　　我顿感不妙，但我衣著整齐，连外套也未脱，端坐客厅，未有任何不轨行动和意图，故心中尚算镇定。周小姐去开门，三个穿制服的公安闯入，其中一人说“饮茶，饮茶”。我在港曾听说有假公安设圈套，只要付款就了事。他们喝令我拿出证件，我立即取出回乡证及香港身份证给他们看，他们欲把证件取去，我不肯，怕他们是假公安。他们随即喝骂，并欲用手铐扣我，我不让他们扣，并说我未犯事，我要到公安局去。他们不听，又逼我入房，我拒绝，说我就在厅中答问。其中一公安踢我（我的右小腿至今发黑并疼痛）。

　　之后，一位穿黑制服的人进来，他们称他作队长。他又骂，又用手铐扣我，我拒绝，他就把我的眼镜摔在地上，我捡起戴上，他又抓去摔掉，把左镜片摔碎。此时我的证件已被他取去。队长威吓我说，可以把我的身份证撕碎，并可用枪指著我。我知大祸临头，故一切听从他们。队长令我把身上一切交出，并翻查我的口袋，脱去我的外衣、鞋子、袜子，细看我的一切。队长说因有人贩毒，故要查我的银行来往帐户，故取去我的信用卡(HKBANK VISA 4921 XXXX XXXX XXXX) ，并逼我说出密码。我明知他在胡说，信用卡怎能查帐？但有密码，就可去银行（工商银行，就在附近）取钱。若不让他们拿到钱，他们必会给我扣上许多罪名，殴打我，扣押我，他们把我的密码写下，随即有人拿著我的信用卡出去。

　　有两名公安看守我，其一问我问题，并录下口供，约十多条，然后叫我看一遍，签名并打右拇指模。

　　约一小时后，有人将我的信用卡取回，与其他证件一并放在沙发前的小桌上。我请求他们让我穿回袜子和鞋子，他们不许。约又过了一小时，才让我穿上。另一名公安好心把外套丢给我穿上。给我录口供的公安说若非见我年老，必不会这样客气，我惟有多谢再多谢。另位说，只要查清无事便可以走。

　　又等了许久，他们仍不放我，我又向他们求情，说我在港，在美，在深，在任何地方从未犯事，这次是我一时糊涂，不该上周小姐的住处，但我只想帮她回家，勿在深圳卖淫，此外绝无他意。两位公安讥笑我说，才认识了一小时就出钱帮人，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可以问问那位小姐，我未和她讲价钱，未入她房间，也未有任何不轨行动。我若真犯了法，甘愿受罚。

　　又等了许久，队长来对我说“查明你没有贩毒，但按公安条例第三十条（不太记得）要罚款。他拿了一小本文件，其中有一段划了红线指给我看，我只看到罚款五千元以下等等。队长威胁我说，可以扣押我三至十五天，但我在两日后（十一日）有重要文件必须签署，就哀求他说若要罚款我只有这些。我的东西全散在沙发上，包括港币五百元的一张，一百元的两张及少量零钱，又有人民币一百元的五张……。队长取去港币五百元，及人民币五百元，并叫写口供的那位公安记录下来，然后吩咐放我去。我如获大赦，急忙把一切放入手提袋，一面多谢，一面快快下楼。一名公安随我下楼，我吓昏了头，不分东西南北，叫了出租车，直奔海关。

　　我先到火车站附近即电VISA卡服务中心，取消该卡，但我知钱已被取去，照VISA卡规定，每天可取款最高港币一万元（自动提款机ETC GLOBAL)。回港后，十一日（周一）上午我即去HKBANK查帐，记录显示09JAN99被取去１００２０．００元（二十元是在香港之外取款的手续费，我仍保留著查帐记录）。我总共损失港币一万零五百二十元，人民币五百元。

　　过关时看了一下回乡证，幸而未加任何记号，真是谢天谢地。

让“廉政”的天空更“澄净”？

　　一月十二日我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刚巧看到两篇大作“让廉政的天空更澄净”“标本兼治扬正气”，真叫我啼笑皆非，感慨万千，若要写出来，恐非万言不可。我只想略述几点：

　　一、行善为快乐之本，助人乃社会美德，这在美加等西方国家是很常见的，为何深圳公安却对此嗤之以鼻？

　　二、如何分辨真假公安？如何分别黑帮份子和执法人员？我认为这四人是真公安，与卖淫的周小姐合谋勒索，你们以为然否？

　　三、请问李长春、李统书，黄丽满诸位大老爷如何处理此事？

　　本人心身受创，如惊弓之鸟，谁也不信任，既已逃离“魔掌”，岂敢再入“黑洞”。我不在意财物上的损失，也不痛恨任何人，只是心中悲哀，中国怎会这样……

　　若有关方面诚心查明此事，必能查清。本人不敢出面，但仍愿协助。若在一月二十五至三十一日间在深圳特区报刊登此信，并安排专人（姓名、职衔）及电话，本人将乐意以电话接触，回答问题。四个公安中，我大约能认出三位。一月三十一日后，此信将寄交北京公安局及传媒界，本人将回美休养。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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