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2025年4月25日，中共首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因病在深圳逝世，享年88岁。吴桂贤（1938-2025）出身河南巩义农民家庭，13岁进入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成为纺织工人，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树为劳动模范，于1975年1月至1977年9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文革期间标志性人物。与她齐名的陈永贵，半文盲农民出身的大寨公社领袖，同样在文革高潮被毛泽东提拔为副总理（1975-1980），负责农业。吴桂贤与陈永贵的快速跻身高位，折射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中共体制的荒唐与混乱。两人仕途的起落，伴随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而终结，成为中共统治危机的历史注脚。 吴桂贤与陈永贵的崛起，是文革时期中共体制荒诞的缩影。其背后的制度缺陷与意识形态狂热，不仅导致个人命运的悲剧，也为当今中共统治危机埋下伏笔。以下从一般原因、深层原因及中共体制的荒唐性进行剖析。 吴桂贤和陈永贵成为副总理的原因 文革的意识形态狂热：文革（1966-1976）由毛泽东发动，旨在「清除资本主义复辟」，通过红卫兵与造反派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提出「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要求从基层选拔干部，吴桂贤与陈永贵作为工人与农民的「典型」，被迅速提拔至高位。吴桂贤因纺织工人的劳模身份，陈永贵因大寨「自力更生」的宣传，成为毛泽东展示「工农当家」的政治符号。 政治需求与权力平衡：1975年，周恩来身患重病，毛泽东需选拔新副总理分担工作，同时平衡文革派系与老干部势力。吴桂贤与陈永贵的提拔，既满足了毛的「工农兵干部」理念，也为文革造反派提供了象征性胜利。吴桂贤负责工业，陈永贵负责农业，两人作为「一男一女」的搭配，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显示其政治宣传意图。 教育与资历的忽视：文革期间，中共否定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僚，强调「忠诚高于能力」。吴桂贤虽后入西北大学，但入职时仅有小学文化；陈永贵更是半文盲，靠口述完成报告。这种反智倾向让两人得以跨越专业门槛，直升副总理，却也为政策失误埋下隐患。 深层原因 极权体制的个人崇拜：文革的核心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政策决策由其意志主导。吴桂贤与陈永贵的提拔，源于毛的「工农革命」幻想，无视制度规范与能力要求。这种个人崇拜导致决策随意性，副总理人选沦为政治道具，反映中共体制缺乏理性与制衡。 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扭曲：文革将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知识分子与专业干部被打倒，工农兵被神化为「纯洁力量」。陈永贵的大寨模式被宣传为「农业奇迹」，实则数据造假与资源浪费。吴桂贤的劳模身份被夸大为「革命典范」，掩盖其管理工业的无能。这种意识形态扭曲，让半文盲与基层工人成为高层领袖，导致政策混乱与经济停滞。 体制腐败与权力真空：文革摧毁公检法与党政机关，造成权力真空。毛泽东通过提拔「工农兵」填补空缺，却未考虑其能力，吴桂贤与陈永贵在高位难以胜任，政策执行多靠老干部补救。这种权力真空下的随意任命，暴露中共体制的腐败与无序。 中共体制的荒唐性 吴桂贤与陈永贵的副总理仕途，集中体现了中共体制在文革时期的荒唐： 反智任命的荒诞：陈永贵半文盲，负责全国农业，却推动大寨模式，导致农业资源浪费与产量虚报。吴桂贤小学文化，管理工业，实际决策由专业官僚代劳，两人高位形同虚设。这种反智任命不仅无效，还让民众对政权失去信任。 政治宣传的虚伪：中共将吴桂贤与陈永贵塑为「工农当家」的标志，却掩盖其无能与政策失败。大寨模式的造假与吴桂贤的劳模神话，是中共宣传机器操纵民意的缩影。这种虚伪宣传让民众在文革后对政权产生深刻怀疑。 体制崩溃的先兆：文革的荒唐任命是中共体制崩溃的缩影。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凌驾制度，导致政策混乱与经济倒退（1966-1976年GDP年均增长仅2%）。吴桂贤与陈永贵的快速落马（文革后被边缘化）显示体制无法自我纠正，埋下今日统治危机的种子。 结语 吴桂贤与陈永贵的仕途荒诞，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共体制的极权与反智，成为其统治危机的历史注脚。今日中共面临145%关税战、房地产危机（地方债90万亿）与民怨沸腾，其集权体制与意识形态束缚延续了文革的荒唐基因。吴桂贤去世唤起民众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却也提醒人们看到当今中共统治的脆弱。中共试图以民族主义与维稳掩盖危机，如腐朽断壁，无力回天。文革的荒唐遗毒与经济崩溃的现实，已为中共敲响了丧钟。 △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