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村干部的刘水柱当年与习仲勋接触很多，习仲勋用过的算盘刘水柱在小商店里使用至今。【人民报消息】（接上）（人民报记者萧厢报道）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
习仲勋关于河南长葛县的调查报告。在共产党的国家，官员和民众是分割的，越高的干部与人民离的越远，这对于民主体制的国家来说非常匪夷所思。所以大河网的这篇对习仲勋的纪实报道充满着党文化，是给受党文化的中共国人看的。在这个体制下，无论是官还是民，对共产党的规矩都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习仲勋不遵从这个党规就显出了他的人性一面。 例如，从安全角度讲，作为中共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但是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 「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在中共国，下级对上级都是毕恭毕敬的，出个电视镜头，哪一级别露面几秒钟都非常严格。这些规矩西方民主国家根本看不懂，而且觉得滑稽，习仲勋身为上级却破除这个规矩，是很不容易的。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 冒死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
习仲勋致吴芝圃的信（资料图）有一天，习仲勋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谷糠、薯藤、野菜、树皮吃光了。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麦收后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这是干部们吹出来的。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都在心里相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向中央请示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大河网写道：「《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不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很难知道这个「胆识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长葛公共食堂饿死不少人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那个时代叫作三面红旗。那个时候，层层干部为了得到赏识，睁眼说瞎话。彭德怀的「万言书」就是经过调查写出的真话，说三面红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当时有句话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次，习仲勋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到了长葛，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 有人认为：习仲勋面对他们的造假和骗术，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睁只眼闭只眼，惊呼一声，赞叹几句，打个马虎，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 习仲勋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公社、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习仲勋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你习仲勋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 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探索「户包总产」 在中共非法统治中华大地之前，中国的农民生活有序，共产党来了之后，不是为了人民能生活好，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指导的「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就是与中共早期的政策相违背的，但却是让农民可以生存下去的政策。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发现：平均主义搞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习仲勋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规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路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还是不行。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习仲勋的题词是习仲勋比别人有更大本事吗？不是，是他的人性发挥了作用，他希望中国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的这个愿望看起来没有错，但却实现不了，原因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 现在，他的儿子习近平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职位，但形势却更加严峻。我们相信习近平与父亲有同样的梦想，看势头他不会让父亲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