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经济领袖会议上,中日双方领袖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10日举行30分钟的双边会谈,表明将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并建立预防钓鱼台海域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展现出要让中日人民交好的政策。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导,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中日相互为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回顾中日互动的历史,渊源已久。特别是在盛唐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至长安,学习各种典章文物,给日本的文化带来极深远的影响。 618年,唐朝建立后,国力强盛、各方来朝。630年到894年近200多年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20余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14次。日本的遣唐使节团成员从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僧,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的政治制度、律令,到经济、文化、宗教、建筑等文物,几乎「全盘唐化」,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譬如,公元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效法唐初的均田制、租庸调(税)制:不仅名称均与唐朝相同,具体条文也颇相近。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与唐朝中央的三省、六部制极为相似。而日本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初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 此外,「大化改新」所颁《大宝律令》,效仿《唐律疏仪》而成,其中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 420余条。而《大宝律令》也成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同时,日本才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在宗教文化方面,日本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甚至下诏造大佛塑像。由于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还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在建筑文物方面,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保存的许多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都来自唐朝。被日本视为国宝的唐招提寺,则是鉴真法师(688年—763年)东渡日本后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日本人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 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不过,对于奉马克思为祖师的中共,对于这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历史则刻意淡化。中华民国中央社曾指出,中共经常在发生内部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时,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外国势力」,试图透过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人民仇外情绪,以缓和自身的窘迫。而日本正是最好的箭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