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态度引发了香港政坛新一轮的震荡。多个政党到候任特首办抗议，批评梁在特首选举期间发表的不实声明，同时考虑在立法会提出引用特权法调查和提出不信任动议，并要求廉政公署主动介入调查。有媒体表示，如果在竞选时揭发梁振英有违规建筑，特首选举结果会有所不同。
其实，能被北京看上的梁振英爆出诚信缺失并不令人意外。此前就有报导质疑，梁是中共地下党员。2012年3月28日，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梁振英简历上冠以常见的共产党员之间的称谓——“同志”，更间接佐证了外界的猜测。尽管人民网很快删除了“同志”称谓，尽管梁振英多次声明强调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也从来没有要求加入或被邀请加入共产党，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的疑虑。毕竟在中共发展历史上，潜伏在“敌营”中的共产党员数不胜数。
退一步讲，即便梁振英真的不是中共党员，但至少应是亲共份子，否则也不会被中央政府看中。俗话说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共从来不是一个讲诚信的党，讲诚信也从来不是中共党人的普遍品质，你说，梁振英诚信缺失奇怪吗？
早在60多年前，中共还未夺取政权时，为了赢得民心和国际支持，中共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1945年9月27日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可是，当1949年10月中共窃取政权后，却毫无犹豫地走上了“变态”之路，不仅剥夺了人民所有的权利，而且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根本毫无作主的权利。
当年，江泽民在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如此行径，如此出尔反尔，不仅仅是没有诚信，连“流氓”这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丑恶的面目。
中共既然是如此没有诚信的流氓政党，那中共党人讲诚信吗？有，但是很少。因为讲诚信的中共党人绝对不会为一个不讲诚信的党相容。比如中共最有良心的党首赵紫阳，就为了坚守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至死都被中共软禁。
再看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党魁，哪一个是信守诚信之人？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徒。他们不仅对民众不讲诚信，彼此之间又有何诚信而言？表面说抗日的毛泽东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自己的权势。曾经向毛泽东“保证不翻案”的邓小平却在毛死后，将否定了文革，狠狠抽了死去的毛的耳光。江泽民就更不必说了，1999年前脚还说国家从来没有不允许法轮功炼功，后脚就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而有这样不诚信的党魁，下边的党员又有多少知道诚信为何物？知道诚信是美德呢？
在这样的党的培养教育下，浸染在其中的梁振英或许自己都不觉得小小不言的诚信缺失是怎样的大问题。然而，在有着西方社会诚信体制下的香港，香港人认为领导人任何的不诚信都是对公众的欺骗，欺骗就要下台。最近因欺骗导致国家元首下台的例子发生在德国。2011年德国前总统伍尔夫就因为很小的不诚信行为被迫辞职。《明镜》周刊对此总结道：“丑闻就是细节的积累。伍尔夫装腔作势、提升自我、自贬身价的特点，在民主国家中是违背人民对政治家的期许的。……民主国家绝不允许他这种孩子气的行为。”
当然，目前的香港事务、尤其是特首的任命并非是由香港民众决定，但中央政府显然也无法忽视香港强大的民意。倒梁振英的呼声无疑会让即将到港出席活动的北京领导人难堪、尴尬。而香港民众持续的抗议声即便没能导致梁振英提出辞职，但其未来的执政也绝不会一帆风顺。诚如此前分析人士所言，其诚信问题将使中央难以在香港推动自己的政治日程，难以打破主权回归、人心未归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