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警察監控格格上學 學校參與迫害

格格回憶道：我在中國的時候，那時，我是一個十三、十四歲的小孩子，我受迫害的情況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我爸爸是一條主線，然後連帶着我媽媽，因爲大家都是有良心的人，所以都不會想像到警察會欺負一個小姑娘，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把我受迫害的事帶過了，因爲大家都覺得沒有人會就是昧着良心欺負一個小孩子。

我那時在北京和平街第一中學上學，那段時間大概有六、七個警察跟着我上學，我們坐着一輛商務車，然後前面有兩排，我坐在第三排，旁邊又是兩個警察，旁邊都是坐滿的，警察跟着我上學，我的前窗和後窗都是有玻璃的，四個人在我前窗，三個人在我後窗，這樣子監視我上學。

學校裏，我的老師也參與了迫害，我個子很高，我當時在班裏女生中算是個子最高的，可是我要坐在第一排，坐在班上最前面的最中間的一個座位，方便他們好監視我。

我們那個時候，學校大概有兩千多個學生，所以，我們有兩個教學樓，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平均是一個教學樓一千個學生。我們那個教學樓有三層樓，但是因爲我的關係，只有我們初二年級可以在那邊上課，其他的學生全部搬到另一所教學樓，兩個教學樓之間大概有一個操場這麼大，隔一個操場這麼遠，所以我們那個教學樓二樓和三樓是完全荒廢的，我們那個時候都知道，二樓三樓是有警戒線的，一上去呢，桌椅是非常亂的，一片狼藉，是完全荒廢的，只有一樓是供我們初中初二年級使用。

借我手機的男同學從此消失了

女廁所的房門被警察把鎖去掉，他們如果想推門進去是完全可以看見女生在上廁所，因爲隔間是沒有小門的。

因爲之前發生過一次我找我們班一個同學借個手機，我躲在廁所裏打電話，這個被發現以後，廁所整個大門沒有鎖，小門全部沒有。當時，在警察和老師的高壓下，班上同學不敢跟我說話。那個藉手機的同學，我就跟他說，我說我求你，你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手機，當時全班只有他一個人把手機借給我用，結果被老師發現了之後，這個男生再也沒有來上過學，這個男生從那一天開始到我初中畢業再也沒有出現過。

我還記得有一次，老師讓我從班裏出去說讓我幫她拿一個東西，幫老師取一個文件，取一個文件我就回來了，可是我提前回來了，我發現老師在給全班同學開一個會，這個會說的是什麼呢，這個會說的是，老師要全班同學明白這個厲害關係，我的家人是政治犯，大家跟我之間要保持一定距離，如果誰跟我說話，老師說誰是有可能進監獄的。老師說，你們看看，她身邊都是警察，跟她說話是要進監獄的，要大家全部小心。

老師還說：我們初二年級一共只有三個班，這番話不只是跟你們說，我還會跟另外兩個班說。我當時聽了心裏非常傷心，但是你沒有辦法，你還是要繼續上課。
我個人覺得這個老師沒有起碼的師德，沒有爲人師表，他沒有覺得，我要心疼你這個學生，我知道你不得已受迫害，我要保護你，我覺得他並沒有，我覺得他並不是一個很有良心的老師。

打電話給胡佳叔叔 遭男警當衆毆打

那個時候，我不斷的想盡辦法跟胡佳叔叔還有滕彪叔叔他們聯繫，有一次，那天是中午，吃飯時間，所以全校學生，都在操場上玩，大概有兩千多人。我就跟我的同學說，我說你幫我看一下他們，我要用公用電話給胡佳叔叔打一個電話。因爲這時警察都吃飯了。同學就給我看着，我正在給胡佳叔叔打，我同學跟我說，格格，把電話撂了，他們來了。但我那個時候剛給胡佳叔叔打通，這個機會我要把握住，於是我就抓緊時間，抓緊那幾秒鐘，給胡佳叔叔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之後一個男警察過來了端着一個水壺衝我就是一巴掌，全校都在看，當時我同學也都嚇跑了。他們打完我之後又當沒事人就走了。

結果當天放學的時候，我非常餓，我說我可不可以去學校旁邊買一個零食，他們跟我說不可以，我就問他們爲什麼不可以，他們就是一下把我推倒，推倒之後七八個警察上來拳打腳踢。就在學校門口，而且當時是放學時間，只要出去路過的同學都能看到我被他們拳打腳踢。

最後是把我像抹布一樣扔到他們車裏。我前排的一個警察故意把他們車上的保溫瓶，一個暖水瓶給碰倒，那個水就流了我一褲子，當時非常的燙，我的身上一些地方被打得青腫，痛，但是我心裏的痛更難受，他們沒有理由，當衆去打一個小姑娘，真的是沒有人性。

他們打我，一個有人性的人看到，都會覺得它是一個錯誤的事情，可是他們，卻可以當衆把這件事情做出來，就像野獸一樣，甚至比野獸也不如。

那時候我才十三四歲。這事我沒有跟我媽媽說，我不想讓她擔心。

家中住滿警察 洗澡要開着門

有一次我要洗澡，但是他們要開着門，因爲他們都住在我們家裏，需要看着我們，我就聽見他們在罵我媽媽，當時我在洗澡，我聽的不真切，聽他們在罵我媽媽，我當時覺得太屈辱了，我一下就爆發了，很大聲的尖叫了一聲，我就覺得這過的都是什麼日子呀？

我們家整個都是空的，能被他們搬走的東西全被他們搬走了，我們家那個時候住的房子很小，卻住滿了警察。我們家室內有8個，樓道里，我們三樓兩個，二樓兩個，一樓兩個，然後呢中間的那個隔斷也有兩個，樓道里面就有八個人，室內有8個警察，樓下蓋了一個小房子，也住滿了警察，再往前500米就是一個派出所，那就不說了，成百個警察，我當時覺得太屈辱了。

他們每天寫監視我們的日記，我們家吃飯了，我們家幹什麼都要寫日記，我就覺得他們太不把我們當人看了，我媽媽在那邊哭，他們在那邊罵我媽媽，我在這邊洗着澡，我是一個小姑娘，我必須把門開着讓他們看我洗澡，我覺得太受不了了，我那個時候小，但是我那個時候心裏堅信着我爸爸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就覺得我們家不能受到這樣的待遇，這樣的侮辱。

老師說弟弟創傷需看心理醫生

格格繼續回憶道：弟弟天昱比我小得多，受到的傷害在今天還存在。弟弟剛剛生出來的時候可活潑了，上幼兒園的時候也高高興興的。但我弟弟現在就是因爲警察不讓別的小朋友跟他玩，他一出門都有警察跟着，小朋友也不敢跟他玩。我弟弟現在很孤僻。

我弟弟的（美國）老師也寫信給我媽，說天昱這孩子心理有創傷，要看心理醫生。上上個星期還給我媽媽寫信，說這孩子啊，希望他能夠找一個心理醫生聊聊天，說這孩子不知道受了什麼心理創傷，非常脆弱。

未到美國之前，有一次我弟弟丟了，我媽媽急的發瘋，找的天都黑了，北京人又那麼多，而且中國是人販子最多的地方，我媽媽急的發瘋，那些警察還攔着我媽媽，總之，我覺得那些警察，我不知道他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體系內生活，但是我覺得他們良心是完全沒有的。

300手印事件令人鼓舞

河北泊頭市富鎮周官屯村300村民在今年2月份，按手印要求釋放被當地政法委抓捕的法輪功修煉者王曉東，在中共政法委強行迫害法輪功的背景下，這起事件反映了中共政策與民意的牴觸。事件震動世界，格格也談到了她對這件事的想法。
她說：從300村民按手印要求釋放法輪功修煉者王曉東，我覺得我爸爸做的事情說出了大家心底最想說的話，做出了大家心底最想要的東西，我覺得，他最開始做的時候，趨勢並不是很明朗，大家有懼怕政府之類的怕心。現在聽到這個我覺得……非常開心，就是說中國非常偏遠的小村莊的人民也開始追求心裏想要的自由了，這是非常好的事情，這也說明大法弟子這麼多年也是在做努力，一直在講真相，我覺得是有效果的，而且是有非常大的效果的，我感到非常開心，也很支持這些村民們的正義行動。

希望中國人能夠早日覺醒起來，能夠意識到這個真相，因爲大家心裏都可以算一筆賬，很清楚這筆賬，大家想想中國政府有多少人，中國軍隊有多少人，他們加起來有中國百姓多嗎？沒有，如果中國百姓全部站起來，怕什麼呢？我們沒有什麼好怕的，我們百姓是最堅強的了，我覺得這筆賬很清楚，只是大家意識到這個或者大家願意站出來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那我覺得我很高興大家已經慢慢意識到了，並且大家已經願意慢慢做一些事情，覺得人權啊自由啊，才是我們心裏追求的東 西，我覺得非常高興。

請釋放孩子們的父親

我覺得政府呢，我站在一個小孩子的角度，你們可以問問你們的良心，一個小孩子從兩三歲的時候，就沒有爸爸在身邊，一個小孩子從十幾歲的時候，在青春期在心裏有非常多的事情要跟爸爸去敘述，去詢問爸爸的意見，需要爸爸幫助的時候，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在她最好的年紀三十多歲走向四十多歲，她需要她的丈夫在她的身邊，需要她的丈夫去支持，需要她的丈夫跟她一起去生活，但她什麼都沒有。

我想問一問這些政府官員，如果你們的孩子，如果你們的愛人是這樣，你們心裏會怎麼想，我覺得你們可以對別人沒有良心，你們就問一問你們的家人，我就希望你們能做一些好事情，中國有這麼多被關押的人，你們應該讓他們說說話，這沒有什麼的，如果不讓他們說話，就讓他們跟家裏的人團圓吧，這真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要求，只是讓他和家人在一起，這是非常合人性的。

我有些話很想對媒體啊，還有對關注我爸爸的人講。我們最近最新的案件就是陳光誠叔叔到美國，大家都知道，我當時很開心，媒體也非常多的報導，我希望大家能把這件事情作爲一個人獲得自由的案例。

陳光誠獲得自由是因爲美國政府的推進和各種媒體的大量報導，我希望大家把這個作爲一個人獲得自由的案例，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當做一個範例，去解救更多的人，一步一步的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希望這些媒體能繼續關注這些還在被中共關押的人，我也希望大家能夠持續關注我爸爸，我知道新聞是有時效性的，可能關注關注，大家就淡了，但是我作爲一個女兒，我非常非常急切的希望能夠見到我爸爸，有一天我全家能夠團圓，真的希望大家能夠盡力的爲中國的民主奮鬥，去把這些能爲中國民主說話的、能爲這些百姓做主的、把這些好人全部給救出來。

注：中國知名律師高智晟，曾代理各種維權案件，其中包括爲法輪功學員辯護，並公開向中共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但高智晟也因此遭到當局迫害，目前仍被關在監獄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