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为邓小平过生日，一派喜气。
89年六四，中共坦克碾压后的，不见尸体，只剩下一堆肉泥！
如此凶狠的原因竟然是仅仅因为学生们要求政府惩治贪官。
邓小平对孙辈疼爱有加！
倒在街上的死难者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人民报消息】人性和党性的巨大落差在中共体制内的党官身上充分表现出来。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民网有一篇文章《子女心目中的慈父》，副标题是《有资格获得奥林匹克「政治」奖金牌的东方老人──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之四》。文章写的很生动，记述了文革时期邓被打倒的一段日子，与家人的悲欢离合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就向管理秘书黄文华提起子女的问题：「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和我谈过，可以同自己的亲属通信……娃娃们在外地，我们很想他们。」坐在一旁的卓琳也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会面，因为她还不知道三位老人已迁来南昌。黄文华听后表示理解，答应马上向上级反映，争取尽快解决。
可是，一等就到了1969年12月初，邓榕还是没有来。邓小平、卓琳又向黄文华提出，能否让大女儿邓林先来？邓小平还解释：邓林所在学校只有100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是个目标。卓琳接过话头说：「听邓林讲，每次学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让她写一次交代材料，真是交代得没个完。」
文章写道：「言谈之中，两位老人想尽微薄之力保护子女之情之意无不浸透其中。」不知为什么那位今年六四前夕自杀的父亲闯入了我的脑海。他自杀的原因是为儿子平反昭雪已经等了23年，从1989年到现在依然石沉大海，他抛下万般不舍的妻子，去了另一个世界与儿子做伴。
12月末，姗姗来迟的答复传到了将军楼：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清楚，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听了，格外难过，她哽咽着说：「孩子们受我们影响，在运动中受了很大的刺激和打击，没有证明联系，孩子们可怎么来呀？」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言。
有一次，邓小平和黄文华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的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的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也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是的，六四的那批学子还没到年龄就去了，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品尝结婚生子、当父母的离别之苦。
文章说：1970年春节前夕，邓榕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邓榕排行老四，长得漂亮，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真是感人至深。
此后，孤零零、冷清清的将军楼里，不时响起清脆响亮的歌声。有时，邓榕在楼下房间里唱歌，唱后还要高声询问在楼上看书的邓小平：「爹爹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她又问：「唱得好不好听？」「好听，好听。」于是，歌声更加动听地响起来。如果听不见邓小平的答复，她就一定要再高声追问，直到父亲有了明确的答复为止。每当邓小平劳动归来，未进家门，先闻歌声。女儿听到父亲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便连蹦带跳地从屋里跑出来迎接。看到父亲一脸倦容，就甜甜地亲亲父亲的额头，邓小平满身劳累，顿时消退，脸上露出快慰的微笑。
一幅多么温馨的苦中作乐图！
 1992年2月，邓小平卓琳与邓楠 及外孙女棉棉在上海住地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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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楠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张宏母亲同往。老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邓楠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张宏母亲的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身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在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推动「大跃进」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了5年之久的大饥荒。许多中国和国际专家学者都对这场人类历史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杨继绳认为当时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之间比较合适些，但是数字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
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中国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杨继绳说：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有数千起。安徽一个省就有1260起。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是吃尸体。59年冬天60年春天是死人最多的时候，埋了人也埋得很浅，没有力量埋，肉都被片走了，大腿和臀部的肉。信阳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尸体，互相打，结果打死了一个，胜利者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也吃了。
杨继绳说：当时小平在四川讲了一句话：「叫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饿死一个人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啊。」
最令邓小平夫妇惦念的是大儿子邓朴方。1968年9月，在一次批斗中，他被关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在从四楼沿水管逃走的过程中，不幸坠楼，脊骨严重受伤，下半身已完全瘫痪。
文章说：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所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张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江西南昌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气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这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吗？这是六四的决断者邓小平吗？没有人相信。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位地地道道、尽职尽责的慈爱父亲。
文章说：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车间主任陶端：「厂里有没有修理电动机方面的工作？」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开口询问陶端：「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接连开口相求，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党网刊登的这篇文章确实扣题，邓小平是「子女」心目中的慈父。
让人费解的是，一个如此疼爱子女、忍受过锥心思念的慈父怎么会重新掌权之后，下令让坦克车去把别人的孩子碾压成肉浆，让众多家庭永远破碎呢？ 「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谁的稳定？党的极权统治的稳定。而迫害他的不是党的决议吗？
邓留下了不少与家人的亲情图片，非常温馨，与那些惨不忍睹的六四血照放在一起，让读者形成视觉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邓小平是聪明的，他最后留下遗嘱，不留骨灰，抛向大海。 △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