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含有調情內容的郵件在如此大的範圍內傳播，不僅讓德克特的形象蒙塵，而且也讓人們對新華社記者在新聞報導之外的作用大加懷疑。
《環球郵報》在報導中就指出，中共一直積極從事海外情報收集，去年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局長法登曾警告，中共間諜已滲透到加拿大政治中；而西方國家的反間諜組織一直將中共官媒新華社當作一個情報機構。《赫芬頓郵報》也稱，德克特作爲外交部長的國會祕書，能參與、接觸加拿大政府的機密信息。誰又能保證沉迷在「情色」中的德克特不會「一不小心」泄露點什麼國家機密呢？
對此，德克特避重就輕，只是於9月9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承認發送了曖昧電子郵件，並向所有受傷害的人表示道歉，但稱，施蓉是他在負責華文媒體聯絡時認識的一個朋友，他們之間只是純潔、簡單的朋友關係。而施蓉本人拒絕證實電子郵件內容的真實性。
這種彬彬有禮的解釋和致歉，很多人是不會輕易相信的。不過，也許，有的人會說加拿大媒體真是小題大做，不過是普通的男女婚外情，爲何非要扯上其是間諜呢？或許，兩人真的存在真情實感呢！當然，這種可能性也無法排除，但一個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一個外交部長國會祕書的身份，恐怕也無法排除內中的「交易」吧。
還記得1999年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亡的三名記者吧？他們是新華社的邵雲環、光明日報的許杏虎和妻子朱穎。當時美國媒體坦言，邵雲環和許杏虎均是中共情報人員，隸屬於中共安全部。
事實上，中共利用新聞記者從事情報活動，已是公開的祕密。中共駐外機構中的情報人員，有相當一部份就是利用記者身份進行活動的。這並不是說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其他報刊派出的記者都是情報人員，但有相當一部份是特殊人員則並非過分。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當時的中共特務機構中調部，就曾採取兩個方式使用新聞記者：一是在新聞記者中物色合適人員加以情報專業培訓，然後派出國；二是將負有特定任務的情報人員，派往新華社國際部或人民日報國際部，進行新聞專業的培訓（一般是一年半到兩年），後再以記者身份派出國。
八十年代國安部成立後，一度出現了由國安部不經新華社、人民日報或其他新聞機構知曉，直接以這些新聞機構的名義派情報人員出國的反常做法。這種做法不但造成了新聞單位在管理上的困難，而且也使中共情報系統本身出現了混亂，新聞單位和情報部門爲此矛盾重重。最後由鄧小平拍板，凡以記者名義派出的情報人員，應到具體單位工作一段時間，待熟悉業務後再行派出。這實際上恢復了五十年代中調部的做法。
八十年代後，情報部門派出或物色的記者迅速增加，不但新華社、人民日報、中新社、光明日報，而且其他級別或部門的專業報社，也牽涉其中，這幾乎是中國大陸新聞界人所皆知的內幕。而有些記者爲了達到出國的目的，也會主動要求爲國安部服務。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時的國安部長賈春旺，曾特地邀請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高狄一起吃飯，在飯桌上提出希望增加國安部在人民日報國際部派出人士中的比重，當時高狄一口答應。
中共新聞記者大量地參與情報工作，其數量之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這樣看來，科索沃事件中有記者從事情報工作以及新華社記者施蓉「有意」接近德克特並不令人驚訝。這其中的貓膩大概除了當事人知曉外，中共國安部和加拿大情報部門也應該是心知肚明的。
去年6月底，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CSIS）局長法登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專訪節目中指出，加拿大的某些政府官員和加拿大的民主正受到來自外國的祕密影響。他披露，至少在加拿大的兩個省份中，有內閣廳長受到外國政府控制；卑詩省的幾個城市，有政府公務員在被懷疑之列。據悉，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一半反間諜開支，是用來應付中共政府的間諜的。
而此前的2003年，加拿大聯邦政府還曾將一個華裔幕僚炒魷魚，原因是發現她曾任職於新華社，但在聯邦政府工作期間卻依然和新華社保持聯繫。
此番施蓉和德克特成爲衆矢之的，表面看似是施蓉的丈夫挾恨報復，實際上誰又能擔保不會扯出更大的醜聞？至少這再次給加拿大政府及其官員敲響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