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普通知識份子，國民黨時期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站長。1949年後，父親被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無端被撤職降薪。文革期間，我的父母雙雙被隔離審查批鬥，父親被罰跪和毆打。每當想起無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在每個民主、正義的國家，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爲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年至1952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1956年肅反時，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處分，以致影響到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農場勞動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插隊落戶的兒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趕去辦理後事，哭昏在兒子的墳前。因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大伯不但沒有拿到分毫撫卹金，還備受軍隊幹部野蠻無禮的對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機構做事，因誤信馬列，祕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年曾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並首任會長。在中共指揮下，舅父領導了九龍海關起義，並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接管廣州海關。只因他是地方地下黨，又是知識份子，不獲北方信任，備受岐視。
三年大饑荒時期，我們學校食堂讓學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餅」，甚至吃用尿培養出來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從香港回廣州，都要帶一大鋁鍋紅燒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學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發生一起血案。那天，參加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〇」的學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的弟弟），在廣雅河邊被主要由高幹、軍乾子弟組成的另一派造反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人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河裏，年僅17歲。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其中寫道：「人們咬着匕首，抬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寫的，大約就是廣雅中學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是上海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清隊期間，同濟大學40多人自殺，我親見的就有五六個，如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等。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我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縫。我班班長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狀元，階級鬥爭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爲資產階級思想，整天以整人爲樂。1968年清隊時，周文德因說了幾句對毛不敬的話，最後被逼得跳樓自殺，半途身體翻個身，落地沒有摔死，摔個終生殘廢。我們28個人的小班，揪出4個反動學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23歲，也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跳樓自殺，未遂，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廣西「聯指」派得到軍隊支持，將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過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腐屍味。有一次，我隨車路經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裏是一個殺人屠場。當時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達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滅門，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得幸免，許多人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
文革期間，香港不但接納了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來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珠江漂流下來的浮屍。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責任，卻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據說在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鍘十六條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孫子兩人時，兇手揚起第一鍬土，黃髮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着說：「奶奶，眯眼睛。」白髮老人悽愴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眯了。」
補白：1968年3月23日晚九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該區高峯鄉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委支書隆秀佳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將高峯鄉四類分子梁愛玉、韋倍家倆人綁架到龍厚山剖腹取肝煮食，爲了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圍剿「四.二二」。武鬥中，上林「聯指」4人陣亡。此後上林「聯指」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打死「四.二二」四類分子103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恆河，被拉到「聯指」陣亡民兵潘連標的墓地槍斃陪祭。喬賢大隊的豪光忠被打死後，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還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並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的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燒邊哭，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党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牆壁上致死。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11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