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中方接待者一時失言導致美議員產生如此觀感，因爲最近多種跡象表明，與以前高調表示中國正在「和平崛起」很不一樣，自去年按GDP排名中國成爲「老二」以來，中共高官多次公開表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要正確認識中國的國力。中國社科院更於9日發佈《美國藍皮書》，表示未來20到30年內，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不會動搖。
中國爲何要謙辭未來「老大」
4月下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報告中將中國的GDP排名預測配以驚人的結論推向國際視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爲「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
這則消息不像數年前高盛公司的雷默推出的《北京共識》那樣讓北京開心。那年，雷默預言「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中國模式」將成爲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行將羣起摹仿的模式之時，北京真是歡欣鼓舞，彷彿世界領導者的寶座在望，「中國模式」論盛極一時。但這次北京對IMF送上的這份大禮並不高興，專門由中新社發佈一條消息，「中國GDP總量5年超美引爭議，演算法不同致『被提前』」，專門請了兩位專家來分析IMF這一報告，指出計算匯率時太冒進，購買力平價法的準確性差，與實際市場匯率的差距比較大。
這次北京感到「被提前」的委屈可以理解。拋開購買力平價缺乏準確性這點不論，僅以GDP規模一項就斷言世界進入「中國世紀元年」，本身就值得商榷。因爲GDP覈算體系本身有許多缺陷，比如它不能衡量有關人民生活品質的相關指標，如收入分配、社會福利、環境損耗等，也不能衡量一國的技術創新能力、資本效益等。早在去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爲「世界老二」時開始，包括本人在內的許多論者都指出，從社會發展水準與經濟實力及競爭力而言，衡量人民生活品質與技術創新能力更有實際意義。且不說日本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是中國人均GDP（3800多美元）的十餘倍，排在世界103位這一事實，無論從生產率、技術創新能力、人民的教育水準、貧富差距、社會福利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等方面，中國與日本都沒法相比。
與「老三」日本的差距已經這麼大，與老大美國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早在IMF發表報告之前的3月17日，中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就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標題就叫做「全面認識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其中引證了2009年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表明中國從事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比重過高，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僅相當於美國工業化初期即1870—1910年的水準；第三產業則比發達國家的比重低了一半。在國家統計局長如此自謙的狀態下，IMF那個宣佈中國5年後趕超美國的報告又怎能受到北京歡迎？
策略改變：攘外之前先安內
中國近年經濟增長不再高於10%
表示「謙虛」的當然不止中新社與馬建堂局長。近日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新加坡的發言更值得尋味，在回答什麼是解放軍應該保衛之核心利益時，梁毫不猶豫地回答說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其次是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這是明確地表示安內重於攘外了。聯想到國務委員戴秉國於去年12月發文，稱「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繼之又有中共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名譽會長、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發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斥責國內有人過高估計自身實力，鼓吹「持劍經商」，「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這一從「崛起」到謙辭「候選老大」的急轉彎，完全是由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尤其是經濟形勢非常不妙。
經濟上的瓶頸有如下數項：火燒眉毛的急務是國家資產負債表相當糟糕，列其大端有高達15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與數萬億的銀行爛帳；以及土地市場蕭條之後，地方財政隨之陷入困境。長遠看問題亦多如牛毛：中國面臨人口與資源的嚴峻約束，環境生態在過去30年被掠奪得千瘡百孔，以往那種以透支環境與勞工生命福利的低效增長模式難以爲繼；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種種困難，最大的難題是支援中國從勞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技術創新能力嚴重不足，轉型前景很不明朗；持續了幾年高通脹不僅導致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難，民怨沸騰，還導致金融環境緊張。過度緊縮銀根導致中小企業融資極爲困難，經營上陷入困境，現已進入2007年以來的第二輪中小企業倒閉潮，預計下半年將有40%倒閉。這種情況下，就業問題會雪上加霜。
至於政治上，今年北非中東獨裁國家相繼倒臺，北京認爲只要保持經濟發展就能維持其政治統治合法性的想法，被這些國家的革命擊得粉碎。因爲這些國家的「麵包契約」比北京履行得更好。面對各種糾結在一起的社會矛盾，一場網上發動的亦真亦幻的茉莉花革命都使北京如臨大敵。在此情況下，在世界炫富示強已經不是北京的第一需要，維護共產黨統治的穩定成了「第一需要」。這就是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逐年攀升，並超過軍費開支的大背景。
可以說，目前北京被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所逼，不得不重拾「韜光養晦」之策。用英譯文的意思，這一韜光養晦之策就是在弱小的時候 「隱藏野心，收起爪子」。衆議院中國工作小組是北京多年加力培養的親北京團隊，北京在與他們的談話中掩飾不住自己的焦慮，甚至擔心換屆之前失控，即做 「天啓」而不得不擔心成爲「崇禎」，可見北京對形勢的判斷遠比外界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