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幸的是，近些年来，挥霍着纳税人的财富、本应为国民出入境提供方便服务的中共当局却恶意阻挠合法公民正当出入自己的国门，尤其在护照与签证上进行刁难的事件时有发生。对于走出国门的民众，中共用统一“看管”护照等方式相要胁；更有甚者，用流氓手段与其它国家达成协议，在第三国签证问题上做手脚，迫使出国的民众无法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行动。
一个民众本应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却被中共利用来施展淫威、向世界炫耀其对中国民众“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的流氓控制手段。
其实中共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赤裸的丑陋宣誓，恰恰表明它对众多国民努力寻求自由感到深深的无奈；也凸显它对其邪恶政权倒台的无时不刻的恐惧。
中共刁难国民出入境
就在两天前的4月3日，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过海关时，被边检人员带走。此前两天，福州三网民案中的吴华英女士的女儿前往日本留学时也在当地机场被边检人员拦截。
如果人们没有忘记，2010年10月，中共当局在机场拦截了应邀前往美国观摩中期选举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和李苏滨。同年8月，北京学者莫之许在厦门机场前往日本参加同学聚会时，被阻止出境。7月，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在前往欧洲参加会议时，在北京机场被阻止出境。中国独立作家廖亦武则创下十四次被拒出境的记录，直到2010年才第一次如愿到德国参加柏林国际文学季活动。2010年2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旋的先生江峰想要赴美探亲，在上海浦东机场已经通过安检入口、但在登机前突遭国保绑架，被抓到“洗脑班”进行迫害。2009年，中共曾将上海居民冯正虎挡在日本机场长达数月之久。
除了非法阻挠国人正常出入境之外，中共也在护照上刁难中国民众。2008年3月，王丹及其他十五名流亡海外的的中国异议人士发表公开信，要求北京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他们持有的中国护照。这封公开信署名的中国异议人士除了王丹之外，还有杨建利、胡平、郭罗基、陈一咨、吾尔开希、张伟国、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王军涛等。
另据统计，至少有100多位在世界各地1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驻外使馆剥夺了护照。一些法轮功学员回国奔丧的权利也被无情剥夺。2002年澳洲悉尼的法轮功学员芮骏女士准备赴上海探望患肺癌晚期、命在旦夕的母亲，但中共悉尼领事馆却取消了原来发给她的入境签证，理由是芮骏还在修炼法轮功。2005 年，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女士父亲突然去世，她于5月3日与19日两度前往纽约中领馆申请护照回国奔丧，但遭到无理拒绝。
这种刁难不只限于华人。2011年3月30号德国著名汉学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在申请中国入境签证时遭到拒绝，无法陪同德国外长访华；同样，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自从1989年将方励之带入美国大使馆避难后就被禁止再入境。
上述例子是属于经媒体披露，在社会上曝光的；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其间中共制造了多少人伦悲剧，并不为人所知。这种流氓做法给当事人在工作、生活与学业上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可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的伤害。这是对民众权利的无理干涉，也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
中共违反中国法律与国际公约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国籍归属是与生俱来的。国籍权被国际公约所广泛承认。1 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里写到：“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1961年的《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国不应剥夺个人国籍”。
据中国《国籍法》规定，除非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或者申请放弃中国国籍，中国任何机构无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剥夺中国公民的国籍。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迈出国门的时候，护照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国籍的合法证件。剥夺了护照，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国籍与公民权利。如果国籍是一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护照同样也是神圣不可剥夺的。为本国公民提供合法护照，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与义务。
根据国际通行的准则，不准入关的事例一般是针对刑事犯罪、恐怖活动或是流氓邪恶国家的政治组织首犯等。本国公民不存在不准回国的问题。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但被中共欺压的民众，却往往都是敢于直言之士，敢于捍卫自身权利者，或是善良的信仰追求者。他们不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但如前所述，中共驻外使馆经常罔顾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用吊销、注销或拒绝延护照，及拒发签证等方法非法剥夺海外华人，包括著名的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公民权和回国权。他们常常既不表明理由，也不说明法律依据。
中共在第三国签证上耍流氓
中共用护照和签证来试图控制国民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民众办护照时被无理要求交不炼法轮功的证明；身份公开的法轮功学员办不了护照，已有护照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扣押护照，他们出来到了第三国，却无法拿到去其他国家的签证，被要求回大陆签证；对于出国旅游的人，要求强行把旅游团成员的护照“统一管理”，其实就是变相扣押团员的护照；还有的海外民众炼了法轮功，中领馆就去威胁不让他们亲人出国，不让他们本人回国等等。
更有甚者，中共为了加强控制，与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禁止中国民众在第三国直接获得签证。比如有的在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期间到了第三国旅行，如果回美国的时候签证过期，就不能在第三国续签美国签证，只能回中国办理。
这样的情况，其实并非出自西方国家对中国民众的有意刁难，而是因为它们顾及各自的利益而同意了中共这些无理要求。但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对中共控制、迫害中国民众推波助澜，间接参与迫害中国国民，助长了中共的邪气。
在中共的蛮横无理之下，中国法律与国际公约赋予中国民众的合法权利，就被生生剥夺。只要中国民众还没有加入外籍，或者加入外籍而仍想踏入中国的土地，他们就面临中共的刁难。中共利用着中国人的故土情怀，利用中国这块土地和市场，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
尽管中共可能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但一再发生的护照与签证事件清晰的告诉人们，中共对护照与签证的控制，完全不是正常的国家职能范围的管理，更不是对民众的服务，而是把护照签证和出入境管理变成了政治控制和迫害的工具。
中共常常把拒签的责任推到西方政府，但事实上，想控制中国民众的、无理剥夺中国民众权利的真正元凶，恰恰是中共。
“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背后是对倒台的恐惧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大不韪，置国际协议而不顾，把这种剥夺民众公民权与闭关锁国的不入流做法赤裸裸展现在世界面前呢？在中共蛮横的背后，到底是何种企图？
其实，在中共粗暴剥夺护照与拒签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害怕。它害怕于失去对民众的控制后自己要倒台，害怕人们在外面自由了解真相后质疑和抛弃共产恶党的理论，更害怕中国人走出国门后了解法轮功真相并修炼法轮功。
所以它要用护照与签证来控制中国人是否可以出入国门，用护照与签证来阻挠中国人了解真相，控制海外华人的思想与言行，用护照与签证来要挟海外民众听令于中共。
这种神经质的恐惧，使得中共容不得半点放松控制。它把中国的民众、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当成了敌人，对任何不同观点都如临大敌，风声鹤唳，像防贼一样的防着百姓。
中共自己也心知肚明，他越控制，老百姓越讨厌它，越想远离它。自从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苟延残喘不得已而打开国门后，中国民众纷纷“用脚投票”就成为一道中共无法抹煞的奇特景观，这个“优良传统”延续至今，成为对中共鼓吹“崛起”的一个最大嘲讽。
然而中共这个充满恐惧和心虚、毫无自信的邪恶政权，明知毫无用处，就是要处处制造“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这样的恐怖气氛，以求得一点安全感，以缓解它自身最深处的恐惧。
对中共的政治黑手说不
历史经验在告诉我们，专制政权试图控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努力终将化为乌有。前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一个个土崩瓦解，中共政权不会例外。但是，这个过程的到来却取决于人们对专制势力的回应。
如果人们细心观察一下，会发现确实有些人在中共的高压面前却步。有异议人士对迫害噤声，有学者记者对黑幕自律，也有侨团受中共威逼利诱损害随中共指挥棒起舞，损害自由价值。但是，更多的中国民众，海外华人，会对中共的野蛮做法感到厌恶和愤怒，它越那样控制人，人们就越会远离他。如果所有遭受中共用护照和签证迫害的人都站出来揭露中共、所有正义的人们都起来发声，中国民众就能把属于自己的最基本权利拿回来。
在海外，我们已经看到有正义的警察在制止中共特务迫害、命令中共特务交出护照的正面案例。我们也看到自由社会的政府部门在中共无理没收本国公民护照的时候发出正义的声音。
当年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很多国家麻木不仁，采取了绥靖政策，最后酿成惨痛教训。在历史的今天，如果自由社会的政府默认中共践踏国际公约，事实上也等于助纣为虐，配合中共迫害中国民众，纵容中共把黑手伸向海外，把迫害延伸到海外。
原计划随同德国外长、自民党主席韦斯特韦勒访华的德国汉学家史蒂曼被中共拒签后，德国社民党外交事务专家罗尔夫．米岑尼希(Rolf Muzenich）表示，此事件说明，仅仅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或表达对维权人士的支持，还远远不足以在政治上和北京抗衡。史蒂曼则批评，中共当局的领导人没有“自由、平等”等思想。
米岑尼希与史蒂曼先生的判断是清醒的。面对中共这样一个高压残暴、善于伪装的专制政权，世界各国政府需要认真审视中共的所作所为。护照与签证不应成为政治控制与迫害工具。只有对中共的无理要求与出格做法作出坚决的回应，自由社会才能保证自由不受侵犯与腐蚀，同时帮助中国人民夺回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
大纪元编辑部
201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