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是1996年前英國《衛報》駐北京記者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出的《餓鬼：中國的祕密饑荒》這本英文專著。人們由此才較全面地了解了那場饑荒的內幕：第一，死亡數字高達4,000萬！僅河南、安徽、甘肅、貴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萬人死亡。第二，這場所謂天災，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政策造成的「人禍」！
第二本是2008年北京資深記者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在香港出版的80萬字的專著，對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做了詳盡深入的調查。楊的結論是，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另外該書提供一個新資訊：在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裏，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準，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
第三本是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的《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這本英文專著於2010年7月在英美同時推出。馮克生於荷蘭，原在倫敦大學任教，目前爲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國做了長達三年的檔案調查。和前兩本專著相比，馮克的書有五個獨特之處：
第一，提出較高的死亡人數：4,500萬。
貝克爾推算的死亡數字是4,000萬，楊繼繩是3,600萬，另一位中國學者金輝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調查推算出，當年那場大饑荒的死亡數字在 4,040到4,319萬之間。而馮克提出的4,500萬這個死亡數字，是目前這個領域研究中最高的。對於怎樣得出這樣的數字，馮克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採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
第二，6-8％不是死於飢餓。
雖然上述專著等，也提到中共當局在「饑荒」中鎮壓造成的死亡，但馮克首次提出具體數字：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佔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
馮克專著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描述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最後一部分閱讀起來會較爲困難，叫做死亡方式。關注人們是怎麼死的，及死亡的原因。事實上6-8％的受害者被殘暴的打死，他們被活埋，被潑灑糞便，或者被鐵絲綁住並打死。疾病在那個時期非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沒有治療。還有意外發生。當然還有人自殺，因爲他們無法應付那些苦悶、痛苦和破壞性的手段。」馮克在書中說，只是在河南信陽，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67,000人是被磚頭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禍：
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那場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提出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由於大饑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由此導致毛澤東對劉的嫉恨，文革中，劉遭毛整肅，最後迫害致死；「人禍說」是禍根之一。
雖然貝克爾等外國專家，楊繼繩等中國學者，也都認爲那場「大饑荒」其實是一場人禍，但馮克根據他的調查，提出更具體而強烈的指控，認爲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是95％是「人禍」，等於把這場災禍完全定性是「人爲政策」造成的。
第四點：整個共產黨是罪魁：
對六十年代這場大災難，中外學界普遍認爲，主要應由當時了解實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澤東負責。但馮克提出新的看法，認爲不僅毛要負責，整個中國共產黨「都要爲這起巨大的災難負責。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那個一路強制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躍進，大饑荒就從來不會發生。」
第五點：人類歷史之最，現有專著是「一角」：
大饑荒時擔任河南信陽市長祕書，後來從中央水利部退休的餘德鴻，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親眼目睹了他的家鄉、甚至自己家裏的小規模屠殺：成千上萬的屍體倒在路邊和地裏；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見了。活下來的人後來說那是被餓狗吃了。但餘說，「這不是實情。那時候所有的狗都噎被人吃掉了，哪兒還能留着狗？」那些屍體是被當地居民吃了。許多信陽人是靠吃他們家人的屍體，或他們能找到的其他無主屍體活下來的。
馮克在他的書中提出，由人爲的政策造成四千多萬人死亡，這種慘劇，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以前從未有過，是邪惡之最！但他認爲（因中共封鎖新聞，無法獲得當年全部資料），自己的書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只有共產黨被結束，中國有了自由之後，人們才會真正知道。
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大使、中國文革的見證人之一、《中國：世界裏的狼？》的作者喬治.華爾頓（George Walden）在書評中說：馮克的「編年體《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發表之後，沒有人再能爲時髦的『毛主義』找到任何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