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披露，长征的真相被刻意删除，中共对长征的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网络截图）
【人民报消息】“长征”对中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949年窃取政权后，中共为维持其统治，更是极力向人民宣传“长征是北上抗日”，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首次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在共产党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但是据大陆历史学者最近披露，长征的真相被刻意删除，中共对长征的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海外历史学者则早已经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的红军“长征”其实是假抗日，真逃亡。
今年2月12日，美国之音报道了中国大陆历史学者高华在大陆媒体上揭示出一些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真相，让人们再度关注77年前这段被中共刻意歪曲篡改的历史。让我们抹去历史深处的尘土与迷雾，去发掘一个真实的“长征”。
高华：长征真相被删除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大陆著名现代史和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去年12月4日在《羊城晚报》发表题为《抹去历史深处的尘土与迷雾———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的文章，曝光了长征真相被刻意删除，中共对长征的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
《羊城晚报》发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的文章 。（网络截图）
高华在文章中披露，1936年，中共红军到达地瘠民贫的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于是毛泽东号召经历过长征的人写回忆，目的是想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以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
然后由左翼文人丁玲、成仿吾编辑，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统稿，从200篇稿件50万字中筛选整理出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由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当年亲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所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中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该书中的稿件。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原汁原味出版发行，直到1942年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给部分中共干部，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该书的干部“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高华：被删除的文章文献价值高
高华认为，这本《红军长征记》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过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可是这本《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按政治需要任意歪曲编造的“长征”
高华说，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中共之所以不断删改有关长征的叙述，主要原因是“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也就是说，为了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任意歪曲编造对这段历史的叙述。
高华说，在“文革”十年，有关长征的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中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异己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之后，中共官方对遵义会议的介绍又做了新改变，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网报道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但是，据美国之音报道，海内外一些相关书籍和人士，例如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的回忆录、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学者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都没有提到邓小平曾经参加过遵义会议。
遵义日记：红军在遵义下饭馆做皮衣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说，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可是高华说，被删掉的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还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高华认为此日记处处真实可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的最高领导地位？
中共一直宣传说，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为此，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60年代作词，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节目《长征组歌》，歌颂“遵义会议放光辉”。
但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女士在书中披露，毛在遵义会议上只是加入书记处。苏共莫斯科1934年1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7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涛。
高华也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何方在其书中说，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
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说，各种资料都显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只是同周恩来、朱德一道，组成了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部中的一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周恩来。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管军事，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管军事。
王明：毛篡改伪造历史
关于遵义会议，据美国之音报道，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秦福铨在其书中说，遵义会议前一年(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12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涛、毛泽东、顾作霖；并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中共总书记由博古担任。
王明说，斯诺（Edgar Snow）多次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及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谈过话，这些谈话记录也都经过他们本人的审查，并发表在《西行漫记》中。
王明说：“然而，在斯诺的书中，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
在政治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就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按照何方的书中所说，一直到了 1938年，中共最高层对外宣传排名时，毛泽东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来。
辛灏年：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先生曾经发表系列演讲，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红军“长征”实际上是假抗日、真逃亡。（新唐人电视台视频截图）
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先生曾经发表系列演讲，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坚持14年抗战是血写的事实，共产党所宣称的“抗战”是墨写的谎言，红军“长征”实际上是假抗日、真逃亡。
1934年10月，在江西进行苏维埃红色武装暴乱的中共中央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失败，仓惶“逃跑”。中央红军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州东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5千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后，红军继续向西逃亡。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做出决定说：我们现在只能够走一条路，那就是通过甘肃河西走廊，打通进入苏联的道路。后因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再向西逃亡太危险，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领导全中国的革命。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辛灏年先生请大家注意毛的这个讲话，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反对毛泽东假抗日 王明被下毒
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下卷中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苏俄斯大林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但是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苏共斯大林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斯大林担心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会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内战爆发和中国抗战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为了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并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斯大林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
王明认为“抗战高于一切”，王明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 而 “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
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 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
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 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王明反对毛泽东的假抗日、真扩张的策略，自然遭到毛泽东的严酷报复打击。
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24章中披露，1941年10月，王明在延安看到苏共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15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在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王明要求跟毛在党的“七大”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泽东怕自己输给王明，决定除掉这个莫斯科信任的异己，一位姓金的大夫替毛给王明下毒。王明服了金大夫的药，出现一系列“汞中毒现象”。后来王明病重，莫斯科坚持要王明到苏联治病，王明才得以逃脱毛泽东的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