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請問您是怎麼看這個事件？
曹長青：烏坎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它不是單獨、偶然的，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有發生。主要是政府及官員借經濟改革、發展的機會，瓜分農民土地，包括在城市強行拆遷等，構成了工人農民等普通民衆和中共之間的對立衝突更加嚴重。
這次烏坎事件主要涉及土地問題。官員勾結商人想剝奪農民的土地，強行把土地變賣佔有。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根本，沒有土地就沒有了活命的根基。
廣東烏坎的農民爲什麼強烈反應呢？我覺得這裏有一個相當深遠的背景。就土地問題，共產黨和農民之間，至少有過三次較大的來回：
第一次是在國共內戰時，所以能打敗國民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黨欺騙農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把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出於感謝之心而把自己的兒子交出來，這樣共產黨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後，進行了一場大規模農村合作化運動，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又要回去了。共產黨是再次欺騙了農民：你把土地交給國家，農村合作化有利於大家。雖然農民不情願，但在欺騙宣傳（及高壓）下，他們也期待憧憬日子可能更好，結果分到手的土地又都被共產黨收走了。共產黨的兩次土地政策，農民當然都是受害者、受騙者。
第三次是毛死後中國經濟改革，實行聯產承包等，很多土地又回到了農民手裏。但這次共產黨又以所謂發展經濟來大規模徵收農業用地，把土地變賣和佔有。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官員和中間商等勾結，謀取暴利。
但這次跟以往不同了，農民不幹了。你用什麼合作開發，建設工廠，對農民帶來更大的利益等理由，都騙不住農民了。現在不僅在廣東陸豐烏坎，其它很多地方都出現同樣的問題。共同的現象是，共產黨甜言蜜語的欺騙，不再起效果了。
前些年也有農民不買賬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反抗，但在共產黨統治下，誰敢起來反抗就被鎮壓，所以更多是敢怒不敢行動。但這次農民起來反抗了。中共有二百多萬軍隊，烏坎的村民才一萬三千多，一般認爲這是以卵擊石；但烏坎村的人民就敢於站起來，這是中國社會重大變化的標誌！
記者：有海外媒體報導，目前有1.3萬人的烏坎村，堪稱是中共奪取政權後第一個由地方維權事件演變成官方撤離、由民選代表臨時維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單位。有大陸民主人士把烏坎村的抗議稱爲烏坎村「起義」。請問您是怎麼認爲的？
曹長青：烏坎村事件至少可以說明三點：
第一，農民從過去共產黨土地政策的欺騙中開始覺醒，不再上當。這次不管當局怎樣強調徵用土地給農民帶來多大好處，農民都不爲所動了。
第二，農民不再那麼恐懼當局的高壓，而是勇敢起來抗爭。共產黨的鎮壓當然仍是嚴酷的。例如村民選出的「村代表」薛錦波，就明顯很可能是被當局殺害了。因爲怎麼可能被當局抓走後兩天就死了呢？他女兒接受採訪時講，她的家人看到的父親屍體遍體鱗傷，很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共產黨的鎮壓這麼強烈，要殺一儆百。但是烏坎的農民被殺了「一」，成百上千的人並沒有被嚇住，反而起來反抗了，爲遇難的村代表開了大型追悼會。甚至把共產黨的村幹部、派出所警察、黨的書記等官員，全部都趕出了村子；而自己選出委員會，自我管理，成爲小型的「自治政府」。
第三，烏坎村的自治，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人能夠自己選舉，可以自治！烏坎村不是幾十人、幾百人，而是有一萬三千多村民。這麼大的一個羣體，他們能夠成功地舉行選舉，進行自治，而且從外國記者發的報導來看，還自我管理得很好，整個村子秩序井然。這等於告訴世界：中國人可以用民主選舉的方式，成立自治政府來自我管理。沒有共產黨的強行領導，人民可以活得更好！這個信號對中國人具有重大的啓迪和警示意義。
記者：另據海外媒體報導：目前烏坎村外圍駐紮了大批特警，還有裝甲特種車輛等，烏坎村主要收入來源的漁船隊也被禁止出海。警方現在打算用圍困村子的方式等使村民的糧食吃光。並對村民進行斷電、干擾網絡而試圖阻止消息傳出。還有消息說，中共正在向烏坎村調集大量部隊。
曹長青：烏坎村事件還沒有結束，但這個事件起碼已傳遞了上述這三個清晰的信號。下一步會怎樣？是屈服、投降，還是中共鎮壓？還是雙方妥協談判？但不管最後是哪一種方式，都會削弱中共的統治，重創共產黨的形象。
如果共產黨讓步，不敢大規模鎮壓，雙方達成一個妥協，也就是用以往的方式，懲罰下面的貪官，包括造成村代表死亡的官員責任等，軟調子處理。但這個會對其它地方的村民具有鼓舞作用——只要你抗爭，是可以獲得一定成果的。
另一個方式是共產黨調軍隊鎮壓，大規模流血。那將會成爲20多年前天安門事件後的又一場屠殺，因爲這不是幾個人，是一萬三千人。這會震驚世界，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應。
當年天安門事件所以被國際報導，因當時有很多外國記者在北京，是去採訪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訪華。今天烏坎村也已經進去了一些西方記者，包括美國記者、英國記者，以及香港記者等等。這些記者可以現場目擊和拍攝傳遞出來屠殺的現狀。這也是中共投鼠忌器、要考慮敢不敢採取天安門坦克鎮壓的方式。一旦鎮壓，這個畫面會告訴世界，經過20多年，中共政權和天安門事件時是一樣殘暴的。也等於告訴其它地方的村民，包括城裏的工人、知識份子等，共產黨是怎樣的一個邪惡集團。
所以，我覺得不管它是哪一種方式，最後都會向中國人傳遞一個重要的啓迪意義的信號：就是當地烏坎村民可以做到，其它地方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可以反抗，可以選舉，可以自治。
另外一個跟當年的不同是，現在互聯網的出現，手機、臉書、推特等等，這些都導致信息不會被完全封鎖住了。網絡和手機等信息的流通，國際媒體的關注，對烏坎的國際報導再傳到中國內地，這個信息的反饋流動，跟當年天安門事件時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不覺得中國人現在可以被嚇住。
烏坎村開了有六千多人蔘加的大型追悼會，追悼遇難的村代表。這個追悼會的方式等於空前地、極大程度地調動了全村人的情緒。那個全場哭成一團的場面，等於教育了每一個人。經過這樣的追悼會，經歷村代表被殘暴打死的村民激憤，再加上村裏黨幹部全被趕走，沒有了官員和警察等，村民自己形成的真實聲音佔了上風，再加有外國記者在那裏，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村民有鼓勵作用，他們覺得有一定的安全，因爲他們的情況外界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很可能烏坎村的抗爭會堅持一段。它對全國各地的鼓舞作用、激勵作用、信號作用等，都是相當強烈的。
記者：有報導指出，烏坎村民衆的反抗模式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的統治。
曹長青：烏坎事件已成爲一個活生生的例證，中國人完全不像共產黨御用文人說的，不可以選舉，什麼文化水平低、國家底子薄、文盲多等等。烏坎村沒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沒有天下大亂，反而人民自由選舉，可以自治，而且管理得很好！
烏坎不是北京、天津，也不是上海、深圳，它不是那種所謂文化水平高、文盲少的大城市，它只是一個小漁村。但就這樣一個漁村，這裏的農民都可以投票選舉，自治自理，爲什麼其它地方的中國人不可以？它更證明了今天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共產黨剝奪了人民的權利！
所以，烏坎成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也是對中國人的一個質問：到底我們要一個烏坎式的人民自治，還是要北京中南海的中共專制？
——原載「希望之聲電臺」201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