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先生介紹了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結果。然後表示,根據發達國家走過的路來看,人均GDP爲8千美元的時候,污染達到峯值、之後開始下降。由於中國走的是不同於發達國家走過的經濟發展之路,所以中國污染有可能在人均GDP爲3千美元的時候,將出現峯值、之後開始下降。

我認爲張力軍先生位高權重、是個文化人,不應該發表這樣荒唐的言論。據官方消息,2008年中國人均GDP已突破3千美元。按張力軍先生的意思,這也就是意味着我國環境污染狀況已經達到了峯值;換句話說,就是即將出現拐點,環境狀況將獲得明顯的改善。

對這種的說法,我有兩點評論。第一,不符合事實。中國環境惡化的趨勢至今沒有減緩,哪裏會出現轉折?第二,不符合歷史。發達國家並不是賺足了錢之後才開始治理環境,不存在一個人均 GDP八千美元之後環境才開始好轉的所謂規律。這是一個抄來抄去、以訛傳訛的詭命題。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泰晤士河污染及其治理,一直是環保界密切關注的經典案例。工業革命之前,泰晤士河河水清澈、水中魚蝦成羣。隨着人口急增、工業興起,大量廢水和污水流入,終於使泰晤士河變成了倫敦的一條臭水溝。

但是呢,泰晤士河治理並不是從人均GDP八千美元之後才啓動的。當污染後果引起了社會的普遍的關注之後,英國就開始了治理。從 1858年開始,英國曆屆政府制定了許多治理泰晤士河污染的措施。

那個時候,連人均GDP這個概念還不存在,而且當時的英國人離生活富裕還差得很遠。第一件事是修建了三條與泰晤士河平行的大型地下水道,1874年全面投入使用。這套系統把污染轉移到了泰晤士河河口。緊接着又在排污口投放了石灰和鐵鹽,用來沉澱污染物。接下來又修建了幾百座污水處理廠。

但是這些初步治理見效不大。隨着工業和人口的急劇增加,20世紀中期泰晤士河干脆變成了一條魚蝦絕跡的死河。從這個時候開始,英國人開始使用法律和經濟手段,政府通過立法對污水排放進行嚴格的管理。1963年又頒佈了《水資源法》,並依法成立河流管理局,實施許可證制度。十年後的1973年又頒佈了新的《水資源法》,逐步形成了一體化流域管理的模式。

簡略地說,從英國政府開始使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之後,泰晤士河治理大見成效。短短二十幾年,泰晤士河恢復清澈,115種魚和350中無脊椎動物迴歸。泰晤士河成爲歐洲最潔淨的城市水道之一。

時至今日,泰晤士河防治污染沒有停頓。英國政府又開始了一項耗資20億英鎊的治理工程,計劃在2020年前在倫敦地下80米深處,修建一條長達32公里的污水隧道,進一步改善泰晤士河的水質。

從以上時間長達150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和治理的過程中,我們實在找不出污染、治理、峯值和人均GDP之間的關係。發達國家治污的過程是一個逐步加深的認識過程,是一個尋找有力手段的探索過程。並不是我們某些不良文人所宣稱那樣是先污染、後治理,就是明知污染後果、還昧着良心硬幹,等到掙足了銀子,才開始治理。

所以我早就說,發達國家的污染是知識型污染,是不知道利害,等明白了、下了決心,很快就會見成效。而我們中國則是制度性污染,出了癌症村、癌症河,再厲害你也制不住,這就更腐敗無法遏制一樣,是制度性的。官商勾結,從國土和生態的破壞、污染中,竊取了天大的好處,讓他們自我監督、自我改善、自我罰款、判刑,豈不是與虎謀皮、異想天開嗎?

──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