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常清楚自己的虚弱
中共的虚弱不仅我们看的到，就是中共自己也非常清楚。过去中国的媒体有很大的报纸、电视和电台。那时媒体是单项，所谓单项就是中共能发出它们的声音，但没有老百姓的声音。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老百姓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中国的政体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认为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发生在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之后。中共在奥运会前夕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是中国地震后一次悲情的宣传。在西藏镇压少数民族的分裂势力，中共认为已经凝聚了民心。这时发生了瓮安事件，老百姓火烧公安局大楼，当时有90%的人在网站上支持那些纵火的群众。从那时开始，所谓悲情的宣传、民族主义的煽动都不好使了，中国老百姓有90%的人在反对它们。另一个就是7月1日杨佳杀警事件。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发展，看到石首市的老百姓已经大肆无忌的抗暴了，看到中国遍地烽火。
中共破坏中国人道德的手段
过去60年中共杀人、卖国，整个官僚系统腐败和黑社会化，包括对异议人士残酷的镇压，及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干了很多的坏事。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最坏的事情，最坏的就是中共极力的去破坏中国人的道德，而且中共破坏中国人的道德是有系统的。时间不多，我用五分钟把中共破坏中国人道德的手段说明一下。
一个人做坏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它认为他做的是好事。魏京生先生谈到：“我看到辛灏年先生调查，当年在正反的时候，枪毙了5百万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干一件好事。他们认为为了美好的目标、为了建设共产主义，不得不把这些前面绊脚石清除掉。这就是人在干坏事的时候，认为是在干好事。最终导致很多人认为他干坏事不会遭报应，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和享乐干坏事，从而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更进一步下滑。
用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型态替代所有宗教信仰
中共对中国文化和道德的破坏基本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中共知道人的道德是基于宗教、信仰，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会道门。所谓“清理会道门”就是把中国的佛教、道教、基督教，过去所有中国那些正教信仰统统清除掉。后来发现只清除宗教不行，把宗教清除后，中共开始主导文化层面，开始青年知识份子的反右。后来又发现光打知识份子还是不行，老百姓也要打，所以就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共用它的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型态，去替代所有的宗教信仰。那时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还需要一块遮恶布，它们不敢贪污腐化的太厉害，那个甜头还要放到国库里。到了1979年，中共对中国人的道德破坏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共连自己这一套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东西都丢到一边去了。过去中共还会拿出一个虚假的意识型态欺骗老百姓，现在连这个东西都不要了。它告诉老百姓把过去的宗教都清理，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
若大家都讲世界上没好人，就认命了
这时候老百姓不相信有报应，所以就做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破坏中国的环境，包括生产毒奶粉（喝了毒奶粉会导致死亡，对生育会产生问题，可能会绝后），连最后一点道德规范都没有了，所以才敢这么做。这就是中共维护政权最好的办法。如果人有道德信仰，大家都会说你挣的钱不道德，你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们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如果人没有这样一种基本道德判断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讲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谁上台都和中共差不多，就认命了。
中共通过对中国道德的破坏，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同时，它非常害怕中国人道德的觉醒与重建。一个真正信仰的复兴，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情。这不仅是重建人民的道德，对中共来说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中共对这些新兴的信仰没有解释权。中共派出特务进入过去的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内部，对经文或是教义进行歪曲的解释。现在这些新兴宗教的解释权，完全不在中共手上。在害怕中国人道德觉醒的情况下，中共让百姓沦丧道德。
中共害怕法轮功所提倡“真、善、忍”的这种信仰，所以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但随着《九评》的传播，很多人发现中共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中共本身才是个问题。很多人的思路转变了，变成了“怎么样去解决中共？”。我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三退”。
每个人想想自己怎么办就行了
你不用想怎么去解决中共这么大的组织系统，想想自己怎么办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做好了，自己踏出一小步──退出中共，那么大家合在一起就是一大步。中国要走入未来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但是无法和它暴力冲突，所以“三退”就成为一种中国和平转型之路。沈婷女士说：“既然你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为什么不公开打出我们不要中共的旗号呢？”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它最害怕去掉皇帝的龙袍，中共最害怕失去权力。
前两天中共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说：“我们国家最高的利益是维护我们的基本制度，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第三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中国国务委员不打自招，把中共最看重的东西拿出来了。既然它最害怕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要退出党。这就是我们送给中共窃国60年来最好的一个礼物。我就讲那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