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孫延軍博士發表的《心理生活的自由境界──對〈壇經〉的心理學思考》的論文,是中國心理學史學科的第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在中國有重要學術地位。作爲心理學教授,他曾爲北京市各高校青年教師主講培訓課程達八年之久,聽課人數達數千人;他在全國各地爲中小學教師數千人講學,影響甚巨!

他同時兼任北京市高校師資培訓中心特聘專家;美國「中美精神心理學研究所」顧問;中國心理學會理論心理學與心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委員;《心理學探新》雜誌編委。

他的主要學術創見有:在重新理解人性的基礎上重構當代心理學理論體系;以宗教信仰爲核心重建心理治療模式。在中國大陸學界有廣泛影響。

去年,中共政府資助他到美國做訪問學者,主要目的是希望他通過科學研究的手段、探討宗教心理學生活的規律,然後爲中共有效的引導、管理、控制、利用宗教賣命。孫教授認爲:科學研究是一種自由事業,它不應該爲政黨服務,尤其不應該爲專制政權服務,並作爲一種幫兇。他說:「我想我不應該與專制政權做這樣一種合作、這樣一種交易,在真理和正義面前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些東西,這就是我的態度。」

在美國學習訪問期間,孫延軍博士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並辭去中共官方一切學術職務。

日前,記者在紐約採訪了孫延軍博士,聽他在美國這種自由環境下暢談天下事。

記者:孫博士,你好,你在中國大陸時的社會地位比較好,出國的時間不長,爲什麼能這麼快就能看清中共的真面目,義無反顧的聲明退出中共?

孫博士:我主要是看了《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章,它把道理說的特別透徹,因爲過去在中國大陸受共產黨的愚民宣傳和高壓拑制,所以有很多中國大陸的人,包括我這樣搞研究的學者在內,對共產黨的真面目並不是很清楚。那麼《九評共產黨》的思想特別有穿透力,說了別人不敢說的,說不出來的東西,所以我認爲九評共產黨影響很大。

還有就是中國大陸最近發生發許多大事,像汶川地震,像三聚氰胺事件,像各地民衆的抗暴事件,包括楊佳事件等等,這些事件我們看出來中國共產黨對處理災難,處理民衆的羣體事件等等方面,他採取了一貫的欺瞞手段,這種欺瞞手段對民衆的生命財產表現出的是一種極端漠視,但是對它們自已就可以起到一種逃避政治責任的作用。這就暴露了共產黨非常邪惡的一方面。假如說在西方,任何一個民主政府出現了這樣的事故,民主政府首先就要承認罪過,然後引咎辭職,至少民主政府它會把真相告訴羣衆。中國政府因爲它控制軍隊,控制新聞媒體,它是這樣一種極端專制結構的制度,所以它爲了它的一黨之私,把這些真相全掩蓋了,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因爲像三聚氰胺這樣的事情,如果政府告訴人民食用少量三聚氰胺無害,民衆會繼續去買奶喝,長期食用少量的三聚氰胺,不僅會造成膀胱癌、不孕症,而且還會造成下一代新生兒缺陷,這後果非常嚴重的。共產黨它對這種事件處理的方法,根本沒有把人民羣衆的生命財產放在心上。所謂的「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根本就是欺世謊言。有這麼多事件擺在這兒,事實真相擺在這兒,還有《九評共產黨》這樣的書裏面說的這麼透徹,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可以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斷,他都會做出我這樣一種抉擇。

記者:中共政權允許往奶粉里加少量三聚氰胺,這樣做,有什麼用?

孫博士:三聚氰胺這樣的東西本來不應該在食物中出現,出現了就是一種罪惡。另外還有一點,中共說美國也加三聚氰胺,就是在食物中也發現了三聚青胺,但是這個含量與中國所加的那是天壤之別。中國食品中加三聚氰胺的倍數和美國食品中由於包裝問題而滲透到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中國食品高於美國食品1000多倍,就是說,中國食品確實是人爲加的。美國食品確實是由於包裝運輸過程,從其它的因素中滲透到裏面去的,非人爲因素造成的。這個事情一個是故意犯罪,是罪惡的,另外一個是無心之作或者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兩個問題性質不同。但中共媒體報導是故意愚弄大衆,這個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但是大陸民衆不知道,以爲都有三聚氰胺,都是人爲加的,或是以爲都是天然的,實際上不是這樣。

而且,美國政府在出現壞事情之後,它會採取措施去制止。中國政府出現壞事情,它就蓄意掩蓋它。即便是美國政府它有這樣無心之作,它出現了這種錯誤,這種錯誤在美國人看來或是在全世界人民看來也都是不可容忍的,因爲美國三聚氰胺出現了之後,美國民衆反對聲浪很大,有三聚氰胺的食品馬上停止銷售,不允許上架。但中國政府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他把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稀釋了繼續賣給人民,它把它自己的經濟利益看得比人民的生命財產要高的多,把特權階層的利益或者極少部份人的利益看得比整個大陸民衆的生命財產還要高,這就是他的邪惡之處。

記者:您是知名的研究宗教的學者,《九評共產黨》告訴人們,中共是一個邪靈附體的邪教組織。您可以談一下有關這方面的觀點嗎?

孫博士:從宗教角度來講,人們都應該有信仰,信仰分爲正信的和非正信的,像共產主義這樣一種信仰,從科學道理上講它不科學,而且在中國大陸,大家也指摘它不科學,不怎麼相信它,包括中共的很多領導人,他自已也對這種東西持懷疑的態度,並沒有持堅定的信念。同時馬克思主義這種學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這已經被歷史事實完全證明,它是錯誤的或者說是一種空想的一個學說,而把這樣一個已經被歷史否定的學說當做自已的信仰,而且把它揹着不放,確實是信仰中的一種邪惡,一種虛僞。它確實不是正信,不是正念。

人類社會中,各種宗教體系非常多,但這些宗教體系一般都有一種懲惡揚善,這種普遍認可的理在裏面。就是至少它要勸善,但共產主義這種理想它明地也說勸善,但事實上它主張人與人之間互相鬥爭。這樣就導致不善的結果。所以,我認爲共產主義這種思想,確實不應該在人類的信仰中存在。如果說它是邪靈,它確實是一種邪靈。

人若沒有一種正信的宗教根基,他在世界上肯定存在不下去,這種宗教根基,信基督教的人,一般稱爲聖靈。這樣就至少有精神性的來源,有個宇宙的本根在裏面,或者整個宇宙人的本根在裏面,根據在裏面。如果把馬克思做爲人類社會的本根,人類的結果會非常悲慘,因爲它違背了信仰層面最根本的東西。它信的東西實際是很低級的。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過去中共有一個領導人叫林彪,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總結,他說馬克思主義這個學說就是: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被打破的。也就說林彪連馬克思本人這麼簡單的東西他也不相信。對林彪的這個概括,實際上,中共裏面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學者也不太贊同。但是中國共產黨它信的就是林彪這種東西,包括前蘇聯共產黨信的就是林彪總結的這個信條。如果說宇宙衆生的存在是有層次的話,共產黨實際上是屬於最低層次的。

它說世界是物質的,世界是純粹物質的嗎?那從科學的道理講,從宗教信仰的道理講,和從我們人類日常生活的經驗道理看,那都不是純粹是物質的。如果都把世界說成純粹是物質,那就是一個死路,那就沒有活路,沒有活力。假如世界是物質的,那麼人類今天的活動從那裏出來的,這得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另外有很多種意見,世界上歷代思想家,包括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如果不確認的話,至少是一種懷疑的態度。比如說,神是否存在,孔夫子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他不說,並不代表他就是否認神的存在,他不否定他,他不否定轉世輪迴,不否定有靈魂的這種東西存在,東漢有個著名的學者叫王充,大家都認爲他是無神論,實際上,他也有承認有神論的言談。毛澤東的思想也有矛盾的,在他著作中,他後來又把靈魂承認了,這一點,共產黨的著作中很少提到這個問題了。

孔夫子從他整個思想來看他並不是否定神明的存在,比如說孔夫子寫的《易傳》,這本書是一本占卜的書,是根據宇宙的整體來判斷人在某一段時間某一個地位某一種狀況下,人應該怎麼樣去行動,但實際上他是承認了在宇宙中他有一種有意義的東西存在的,就是說他是可以通神明之意的,可以知萬物之情的,這麼一種規律或法則在那裏存在的

孔夫子有句話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就是說,你幹了壞事,你無論怎樣對神明的祈禱,都沒什麼用,因爲對神的尊敬,最好的尊敬方式就是爲善。法輪功講真、善、忍,他不會去對一個廟裏的偶像去燒香,但只要做好人,做好事,神明就可以眷顧他,這才是正理、正信。

有好多人他不做好人不做好事,爲非做歹,那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要去廟裏捐錢,去廟裏上香,實際上是把他在人世中行賄受賄這一套帶到宗教中來了,想通過燒香、捐獻去賄賂神明,我想他的目地是達不到的。如果說他以行賄受賄的方式敬了一個所謂的神,這個所謂的神也滿足他的慾望,那這個所謂的神肯定就是個邪靈,那麼邪不壓正,在神界它也不能存在。我想中國共產黨表面上否定神明,內心中他又對神明世界充滿了恐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爲他做惡太多了,他自已現在都處在恐怖的生存狀態下,在這樣的狀態下,我想共產黨的時日確實是不多了,因爲做惡太多了,從心理上就給它一種報應了。

記者:1999年的4月25日,天津有45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非法抓捕,有多名法輪功學員被打傷,天津市政府要求法輪功學員到北京找高層領導解決此事。因此,有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位於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史稱「4·25」事件,當時,您在北京嗎?

孫博士:「4,25」那天我不在北京,「4,25」這事我是知道的。但是,我過去了解都是從中共的口徑中了解到的,我當時一開始看到中共的報導後,因爲他說法輪功圍攻中南海,當時我想一個修煉的團體爲什麼對政治這麼感興趣呢,但是我到美國來之後,看到事實真相之後,發現法輪功這個羣體,他本來對政治上是沒有什麼訴求的,對政治權利他是沒有什麼要求的。中國共產黨爲了自已一已之私,爲什麼說是爲了它自已的一已之私呢?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民衆中普遍失信,而法輪功把民衆都能凝聚起來,中共就感到是對它的一種威脅,因此中共才採取這種鎮壓手段,這是有確證的。就是江澤民在鎮壓法輪功之前,他曾經對中央領導講過這樣的話,他說:爲什麼法輪功說一句話,羣衆就跟着走,爲什麼共產黨說一句話,羣衆就不聽。這就證明,共產黨已經有執政危機了。可以看出來,共產黨對權利過度迷戀,它執政根本不是爲民,它是爲了這個集團或是這個黨派的利益,怕丟權,一看到人民羣衆已經不信任它了,已經走向信仰危機,執政危機的時候了。在這個情況下,不是反思己過,而是做出一種瘋狂的舉動。我覺得,第一它是邪惡,第二他是愚蠢,第三是它把這個暴力施壓在好人身上,我感覺是瘋狂。

那麼,中共這十年來邪惡、愚蠢、瘋狂的鎮壓的後果就是,中共面臨着徹底解體的下場。歷史已經證明:中共越想做什麼,事情的發展越向它所要的反面發展,越向它的願望的相反方向發展。另外,中共確實已經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執政的合理性。中共官僚集團的覆滅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是究竟是哪一個突發事件,是壓倒這頭虛弱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問題。什麼事情都可能有的。那就是看機緣了,看哪個機緣造成中共政權崩潰。

記者:我看您在《六四不容招安》這篇文章中談到:「對中共官僚集團不能抱任何幻想,並且正告中共官僚集團:它們大限已到、罪責難逃!」這是否表明您認爲與中共官僚集團的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孫博士:對。第一,是因爲中共本身從它的根本意義上講呢,它是立黨爲私的,而且,他是不願意改革變好的;另外呢,中共本身呢,其體制已經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它不可能還有希望起死回生的。完全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對中共抱有幻想,等待中共有所改革,這種幻想只會延長或加深中國人民的巨大痛苦,或者說是巨大苦難。不能起到任何好作用。既然不能挽救中共的命運,也不能促使自由民主在中國儘快實現。那麼,什麼情況下對中國人民最好呢?就是使中共政權儘快解體。這樣中國人民從政治上才可以有權利自主的選擇自己的政府。然後通過輿論監督,通過選票,通過各種監督手段,使政府爲人民做事,爲人民服務,而不是爲一小撮人,一小撮官僚權貴服務。這個才是救民於水火。

中共政權解體之後啊,它這個政教合一的體制就沒了,那麼人民羣衆可以自由的選擇信仰,找回被中共剝奪已久的人權。

記者:有人說,在中國社會,越是人類知識掌握多的人,越能看穿中共的邪惡。所以呢,在中共體制內,越有本事的人就越難以當領導,難以往上爬,它是一種逆淘汰。您認爲這個說法對嗎?

孫博士:這個說法對,在中國大陸真正有才華的人,或是素質比較高尚的人,是不願意或者說不屑於投機鑽營去撈官做的。在我周邊,我的師長和學友們,他們有很多人是才華橫溢,但是,他們不想去鑽營,不願意去鑽營。這就造成這樣一種結果,有時中共對其御用的專家學者封賞很高的學術地位,很高的聲譽,很好的待遇,以爲這些人可以爲中共圖謀劃策。

在我看來,這些人不可能爲國家做些正事。一個是他們沒有這個能耐,沒有這種見解。他們也不可能挽救中國官僚權貴,因爲他們也是無能的中國官僚權貴麼。就是那些擺到官位上,那些被中共媒體吹捧的人,他們本身也是非常愚蠢的。

反過來看呢,一大批最有能耐,非常有實力的學者現在存在於民間,還有很多人呢,就是流亡到了海外,因爲大家不願意跟中共攪到一塊麼。

它是這樣一個邪惡團體,又腐敗、又貪婪,然後它所謂的信仰呢,又是空的又是假的,沒有什麼真實性的東西。它對人民羣衆又做了這麼多缺德的事情。我們惹不起,我們躲着它可以吧。或者說呢,我至少不跟它合作可以吧。別人願意升官你就去升官、你願意發財你就去發財、你願意東拼西湊寫文章你就去寫,我們不幹這些。我們自己有我們自己的信念,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爲生存,因爲它手中有核武器、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警察、有軍隊,我們不跟它直接衝突,但是我們可以不跟它合作,它說要做什麼都可以,但是,我們可以不去做啊。

記者:有的人希望中共解體,但又擔心中共解體後,中國怎麼辦?從您剛才的談話中,我覺得您較好的回答了這一個問題,就是中共解體後,海內外大量現在反對中共的、不與中共合作的真正有才華的人就會出來報效祖國,中國就一定會變得比中共獨裁統治時好。

孫博士:是這樣的。中國不是沒有人才,整個中華民族不是缺乏智慧,缺少道德的一個民族。雖然中共把中國人民的智慧愚昧了這麼多年,但是畢竟她有那麼深的傳統文化,有那麼多認同傳統文化且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人。再說,現在是個開放的社會,中共也不可能完全把所有東西都控制了,雖然中共它自己本身道德上很敗壞,很墮落,成爲敗壞社會,造成社會崩解的罪魁禍首。但是,畢竟有那麼多人,他們堅持了人類的這個最基本的最善良的一面。這個正信的一面,所以說呢,人才問題中國不缺。

我舉個簡單例子,你看這個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我看神韻藝術團演出前,先把中共對神韻藝術團的評價先看了一遍,中共對神韻藝術團評價說,「神韻藝術團第一沒人才,神韻藝術團的這些人哪,在中國大陸是不入流的一些個演員,但是在演藝界呢,他們是一些法輪功煉的最好的人,在法輪功裏呢,他們是有一定文藝細胞的人。這樣的一些人,爲了法輪功的政治目標去做表演,你想他們能做出什麼好節目?」中共是這麼說的。

但是,我看了大紀元跟新唐人的報導,國外有很多資深藝術家,包括中國大陸的資深藝術家,他們都對神韻藝術團的演出讚賞有加。我在有這兩種觀點的比較、有這兩種觀點對照之下,我去看了神韻藝術團的演出。後來我發現神韻藝術團的演出確實不簡單,真不簡單。表現在哪裏?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神韻藝術團因爲他在信仰上的問題比較誠信,特別虔誠,所以說呢,藝術格調非常好,具有非凡的藝術格調。那麼有這種藝術格調之後啊,這種藝術作品的層次就提高得很高。那些個沒有這種藝術格調的藝術作品是無法相比的。比如中國大陸有很多藝術家,他的藝術技藝很多,也很好,但是他的作品格調不高,所以說,他表演起來肯定不會拿出個世界級的作品。肯定不會打動人,這就是爲什麼中國大陸這麼多年,春節聯歡晚會辦不好而且越辦越差,年年失望年年望的原因之所在。

像神韻藝術團的這些藝術作品,沒有正信的人去表演,她的表現力是難以達到這樣好的效果的。比如說,她有兩個節目特別難以表達,一個是《婆蘿花開》,這個節目,這是佛經的一個預言,婆蘿花開,她一定要把聖潔美好表現出來,但聖潔美好用舞蹈動作怎麼表達呢?那是非常難的。還有一個節目叫《寶藍仙子》,要把寶藍仙子的端莊優雅慈悲表現出來,要用舞蹈動作表現出來,那沒有這方面的修煉,絕對達不到。因爲她這種舞蹈動作不是激烈、純綷的高難度技巧的表現,她實際上是人類精神上的內在心靈的一種體現,包括前面的婆蘿花開,都是這樣的,這種舞蹈才是最難的。但是,神韻藝術團的演員們據說都是修煉法輪功的,她們就表現得很好,把那種神仙的韻味表現出來了。整個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我覺得,從始至終都貫穿着一種莊嚴、聖潔、慈悲、虔誠這樣一種非凡的藝術格調。

那第二點呢,神韻藝術團確實真正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就如他說的神傳文化。我覺得這個對中國文化的這個正脈,還是把握的非常好,確實是有正信。就是中國文化中的精神方面,表現形式方面,一直到在生活中的體現方面,從這三個方面,我看神韻藝術團都已經把握的非常的精確。

第三個方面,神韻藝術他確實有非常精湛的技藝,就是我聽聽那個伴奏那個樂隊啊,那個音樂作得非常好。一是悅耳動聽,另外呢,整個會場整個晚會啊,你聽下來,他這個音樂非常和諧,每一個音符交代的很清楚。我感覺到他整個這個音色都是非常純淨的,清清楚楚的,特別清澈特別透。很特別純淨的這麼一種音樂,確實起到淨化人心靈的這樣一種作用。表演藝術家的演奏技藝也是非常高超,我過去很少能看到這麼樣的一場晚會。比如說,現場表演來說總要有幾個錯誤,總是要有幾個雜音,但是神韻藝術團他的音樂沒有這樣,非常純正,就是他的舞蹈表演,包括他舞臺的佈景啊,都特別能體現中國文化的這種精神。

就是說,從非凡的藝術格調,能真正反映中國文化精神,表演技藝的精湛這三個方面,神韻藝術團的演出就形成了世界頂級的藝術作品。那麼如果說過去這些表演藝術家他們不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藝術作品決定一切,有了這臺世界頂極的晚會之後,他們也是世界一流的啦,即便是過去他們是無名之輩、無關緊要。因爲藝術家的名聲是慢慢的積累下來的。名聲得靠藝術作品積累下來,帕瓦洛帝要不唱《我的太陽》,要不唱《今夜無人入眠》這樣的歌,那他就不是帕瓦洛帝。那神韻藝術團呢,他之所以成爲頂級的藝術團,是因爲他有頂級的藝術作品在這裏。所以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中國是沒人才嗎?不是的。有的是人才!

我們中華民族是有智慧的,那關鍵問題是,在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專制政體的控制下,把人民的智慧、把人民的才華都摧殘了,把人民的道德都敗壞了。尤其社會風氣都敗壞了。所以呢,中國人民的才華、智慧、能力發揮不出來,結果造成了中國現在這樣一種社會現實,這樣一種悲劇性的這麼一種場景。我想,只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信仰從中國人民羣衆中剝離出來,清除出去。那中國人民的創造力會很快噴發出來,他們會像神韻藝術團創造的這種藝術奇蹟一樣,他們可能也會創造一個政治上的奇蹟、經濟上的奇蹟:社會生活上的奇蹟,都是可以預期的。

記者:您來到美國這樣自由的環境下,想對您的師長、學友,還有您的學生說些什麼嗎?

孫博士:我覺得,他們現在爲了生存哪,有的時候,不得不和中共做一個妥協。但是無論如何妥協,我覺得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則,我們還是在儘可能的狀態下,力所能及的還是要爲中國的未來做一些好事。我希望他們能堅持他們的道德質量上最善良的那一方面,包括對中共呢,就是儘量不與它們合作,同時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他們能像我一樣脫離中共。聲明退出的中共黨團隊組織。就是爲解體中共盡一把努力,盡到自己的力量。同時呢,也是爲中國整個民族的未來出一份力,貢獻一份力量。

記者:在您發表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並辭去中共官方一切學術職務後,中共的國安、警察去騷擾您在中國的親屬,這是一種反人道的行徑,是應當受到譴責和制止的。

孫博士:是啊,我對中共當局反人道的行徑感到很憤怒。也對家人的處境深感憂慮。我說過,就是說因爲現在這個社會啊,已經到了今天這個時代了,對吧。你不能株連到我的親友們,對吧。我自己做了什麼事情,你不能株連到我的親友們,因爲我做的這些事情,我認爲都是正義的事,都是對中國未來有好處的事。那麼中共自己本身犯了罪,中共不反思自己的罪過,反倒對這些敢講真話的人、敢做真事的人進行殘酷的鎮壓,包括對他們家人進行威脅和騷擾,我覺得這樣做。只會加深中共的罪過。加快中共的滅亡。

我公開已經發表聲明了,不是中共在那邊威脅兩句,我這邊就會怎麼怎麼就服軟了,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說中共那邊給我什麼利誘,我就會過去。過去我在我工作單位的時候,我不是那種爭權的人,也不是那種爭利的人,那甚至說寫一篇文章要給多少錢這樣的事,我也都不去做。那麼我實際上是不在乎這些東西。那我今天這樣做呢,那完全是憑我個人的一種良知。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那他意思是說。沒有禮義之心,沒有羞惡之心,沒有慈讓之心,沒有是非之心,不是人。不是人是什麼,那就是禽獸。如果我連這些是非判斷我都沒有了,我整天說假話,那我也無異於禽獸,那我肯定不幹這種事。我必須得首先是做個人。其次得做個好人。另外,能對我們國家、對我們的民族或者對整個人類的進步、社會的進步發展能做出多大的貢獻,那我就盡我的能力去做。

記者:中國大陸現在每年發生維權抗暴羣體事件十萬多起,中共現在就是四面楚歌了。有人認爲,加速解體中共的最好辦法,就是更廣泛的傳「九評「促」「三退」,讓更多的人認清中共的邪惡,從思想上,行爲上真正脫離中共。中共就一定會加速滅亡。

孫博士:這個觀點很對。就是法輪功講真、善、忍,和這個傳「九評「促」「三退」是一個從信仰的角度上,對中共政權的一種解體的力量,促成中共政權的解體。這個是做的非常根本的,就是說如果不解決中國人的信仰問題的話,那麼你即便把這幾個人打下去了,還有另外幾個人上來,照樣行惡,對吧。所以說信仰問題是根本問題,另外,法輪功做的這個事呢,他是傳九評促三退的這個事呢,真善忍這個事,那他倡導了一種以和平的方法、理性的方法來對抗暴力的這麼樣一種,應該說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姿態,那麼我覺得這是非常高明的,也是非常有道德的,這一點就應該給予高度讚賞,就是任何一個有政治訴求的團體是無法達到的。他不僅有正信,同時他又採取了這麼樣一種和平的、理性的這麼樣一種手段,這應該是人類智慧中的一種非常高層的智慧,應該說是一種超乎人類一般道德水準的非凡的高層智慧。

記者;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裏,謝謝孫博士接受我們的採訪。

(看中國記者張正紐約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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