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末年，殷紂王腐敗，人心所背，微子曾多次勸諫，紂王根本不聽，於是微子又勸紂王的大忠臣比干不要對紂王抱什麼幻想了，唯一的選擇是遠離他，以保自身。比干不聽勸告，還要爲紂王效力，結果被剖心而死。我們想想，比干這樣死去，值不值得！
春秋時期，當越王勾踐得勢之時，范蠡也象當年的微子勸比干一樣的勸說爲勾踐賣命多年的文種：還是離開的好，鳥盡弓藏啊，（這時范蠡自己已經逃離了）而文種並不相信這個忠告，最終被勾踐逼殺。而明智的范蠡卻做了富翁。
還有後來的韓非子和李斯，他們都趨之若鶩的到了秦國，可結果怎麼樣呢？一心爲了秦國的韓非子只落得個被迫自殺的下場；爲秦國效勞四十多年的李斯則更慘，被腰斬和滅族。
再舉個現代的例子：胡適是中國現代的文化鉅子。他在1949年要離開北京的時候，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執意不走，說我沒幹過什麼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我怕什麼？我不走。胡適夫婦沒辦法，就只好任其所選吧。胡思杜受欺騙，當時盲目的愛共產黨，還曾經寫信給胡適，說這邊很好，勸父親回來，說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還在等着您呢。共產黨也在不遺餘力的「統戰」胡適。當然胡適對共產黨的本性的認識是毫不含糊的，他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到了1957年，在「反右派鬥爭」中，胡思杜就是理所當然的「右派」了。就因爲他是胡適的兒子，表現的再積極也不行。最後，胡思杜只有在絕望中上吊自殺了，只留下一篇淒涼文字作爲歷史的見證。
假如比干、文種聽從了勸告，假如韓非子、李斯不去秦國，假如胡思杜當年也隨父而行的話，事情又將是如何的呢？ 「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又是一句多麼意味深長的囑咐啊。
前蘇聯的亞戈達是斯大林「大清洗運動」中以處死別人爲專業的大紅人，可是誰知他的下場也象被他處死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一樣悲慘；而且他的接班人葉左夫的結局也是一樣；還有貝利亞等，以及在清洗中被殺害的接近兩千萬的蘇共黨員、蘇聯民衆，不都是葬身於「危牆之下」的嗎？
中共的頭頭們遭殃的更多，中共自己也一直吹噓其黨內鬥爭多麼殘酷。比如劉少奇一夜之間從國家主席被批成「叛徒、內奸、工賊」，直到悲慘的死亡。比如李立三、李達、彭德懷、趙紫陽，甚至於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洪文等等，等等，這些人他們的悲劇結局，不管他們給共產黨做了什麼，多麼的「輝煌」一時，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都是悲劇。只要他選擇了共產黨，那麼這種慘劇的發生就是必然的，就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和形式的問題了。
中國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顛倒黑白、製造仇恨與血流成河的慘劇之中，不都是被綁架在共產主義的紅色「危牆之下」的嗎？在水災中，在薩斯瘟疫中，在礦難車禍中、在愛滋病、肝炎、口手足病、禽流感之中，在地震中、在時刻都有被搶劫、打殺、偷盜的危險裏，以及防不勝防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麵粉、地溝油的重重包圍之中，在瞞和騙、搶與奪、打與殺、恐怖與僞裝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生活的我們，試問誰沒在「危牆之下」呢？
那麼，怎麼辦？很簡單，那就是「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那就是趕快離開它，不要當比干、文種，更不能成了胡思杜。
良禽尚可擇木而棲，良臣可以擇主而事，我們爲什麼就不能擇路而行呢？那麼如何擇路怎樣而行呢？那就請讓我們讀讀《九評共產黨》這本曠世奇書吧，這樣共產黨的真相我們就會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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