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05年初春，因幫助同學辦理簽證而在東京入國管理局，第一次收到這部鉅著的。坦率地講，因爲那個附近，到處都是中國人在等待簽證，所以我當時真有點害怕。因爲我知道在這種場合，不僅有留學生，更可能有中共派遣的特務！雖然我早已加入了日本國籍，但是我已經跨入六十歲的門檻，一種落葉歸根的夢想，一直縈繞在我心中，而且我的父母的墓地，也於1998年合葬在故鄉青島。由於共產黨對法輪功的妖魔化宣傳，使我心中不可能不產生恐懼！
但是，還是我的同學說：「怕什麼！我們在國內想看都看不到，你在國外共產黨還能把你殺了不成！」是他接過來兩份，然後遞給我一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第一次接觸了《九評共產黨》這部鉅著。說實話，當時的心情還真有點像當小偷那樣不安。
當我回到家中後，立刻從頭開始逐字逐句地閱讀起來。結果是越看越感到這怎麼跟我及親人親身經歷的完全一樣呢？於是一口氣就連着看了三遍！然後把她放在自己的枕頭邊。幾乎每天都要閱讀一遍。
回顧自己走過的近七十年的人生路，當年所經歷的各種坎坷，實實在在感覺《九評共產黨》這部鉅著，所揭示的全部都是充滿血腥的歷史史實！
我同所有從大陸出來的同胞一樣，都是經歷了共產黨的強制洗腦的。在我還是少年時期，那個染滿烈士鮮血的紅領巾，曾經充滿了誘惑。班上的同學只有可數的幾個人不夠資格，其中就包括了我。爲此我不僅遞過申請，而且還找過輔導員交談過。得到的回答是：「好好表現，多向進步同學學習和靠攏。」坦率地講，我在班上雖然學習不是最好，但是學校裏的每一次義務勞動，我不僅是表現得最好，而且是保護女同學的模範。因爲我是學校體育尖子，而且從來不服輸，班上的男同學既怕我、又吹捧我；所以只要有男同學欺負女同學，她們必定找我幫忙解圍。只要我在班上，就沒有敢欺負女同學的。因此我的入隊問題，得到幾乎全班女同學的支持。
但是，一直到我初中畢業，班上只剩下我同一名叫王玉華的女同學不是隊員；後來才知道她的原因是她父親開了一個名叫萬通醬園的工廠，早在幾年前公私合營時，因爲工廠被共產黨收去而自殺，於是這「少先隊」就都與我們無緣了。但當時我還真有點百思不解。好在當時太小，也不太在乎。
1955年，中共大搞鎮壓反革命運動，父親被誣指是歷史反革命，於是一團陰影立刻籠罩在我們家庭中。經過十一個月的內查外調父親的冤情終於被平反了，但是爲了生活，幾乎所有值錢的財物，變賣一空。母親也在當年因爲父親被整而精神受到刺激，自殺身亡！一名大學教授，經受如此被折磨的經歷，使父親終日悶悶不樂，在暑假期間他沒有告訴任何人，獨自跑到北京，找到高教部請求調動工作。於是被安排到大連工學院工作。他以爲如此一來，那些整過他的人就永遠看不見了，他從此就可以安心教學了。1957年春，共產黨忽然號召人們向共產黨領導提意見。起初他並沒有想提一年前自己曾被無辜整肅的往事，一心只想搞好教學工作，但是經不住黨員幹部一再動員和誘惑，於是他就把1955年自己被整肅的事情講了出來，而且一邊講，一邊流眼淚，爲此感動了不少同事。
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終於掉入陷阱。自六月中旬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進攻的運動開始了！1957年12月26日，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他被戴上手銬，關進了監牢。從此我們一家四分五裂，天各一方，各自在爲自己的生存而悽苦地活着。1958年6月，判決書下來了，他被判了十年徒刑。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是毛澤東、共產黨耍的一套陰謀（名爲陽謀），反而認同共產黨對我父親的制裁。可見共產黨對我們灌輸的毒素有多麼歹毒！竟然讓我們少年都對自己的親人產生巨大的仇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自己也被無辜整肅，我才逐漸明白，我們並沒有錯，更談不上罪！它們指責我出身資產階級（但我父親只是一名教授，何來資產階級一說？），是吃勞動人民的肉、喝勞動人民的血長大的。漫罵我「爹不正、娘不正，生了個孩子歪歪□！」總而言之，把中國一切最骯髒的語言，全部砸在我的頭上！其實整我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在學校時，跟班上文學愛好者一同辦了個叫《文芽》的學生刊物，於是這就成了整我的原因！不要忘記，辦刊物時我才只有十七歲呀，我們集合在一塊只是寫一些風花雪月，交流一下各種書籍讀後感，根本就從來沒有想過什麼與政治相關的事。在辦刊物之初，大家就提出不談政治，因爲當時誰都知道反右鬥爭的右派，全部都是嘴上出的毛病。但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推上了批判臺！
直到此時我才開始明白：共產黨是要封住人民的嘴。但是讓我無法搞清楚的是：憲法上明明寫着「人民有集會、遊行、出版、結社的自由」，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既沒有反對過你共產黨什麼，又沒有做過任何錯事，你把我打成反革命，不是太冤枉了嗎？
我在一個無人看守的黑夜，跑出家門，去到北京。1966年12月，我終於第一次平反了。
回到故鄉後，我才知道有一個名叫墨建章的鄰居，在文革初，被北京紅衛兵幾乎打死的事件。而這個人曾在共產黨進城前，接受地下黨的命令，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不僅解救了許多被捕的地下黨員，而且在國民黨準備抓捕地下工會成員時，由於他的及時通知使他們成功的轉移。本來他一直都以自己的醫療技術生存養家，但是到了文革，他卻被打得死去活來。爲此我深感不平，決心爲他找個說法。
就是如此，我又被第二次戴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破壞文化大革命，判處三年勞動教養！直到此時我才真正地明白，在共產黨那裏是永遠也找不到講理的地方的。明明墨建章是被命令派到國民黨內部的，結果倒成了歷史反革命。不僅僅如此，文革中又被毒打抄家！這個共產黨竟然是如此六親不認！從此在長達十年的歲月中我閉上了嘴，直到我平反。
1986年我終於逃離了這個魔鬼國家，來到了日本。我以爲從此可以依靠自己的雙手工作養家了。沒有想到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的坦克、子彈把我震醒！共產黨終於在世界人民的眼中，向自己的人民開槍殺人了！清晨我趕到大使館，聽說人們在宮下公園集合，於是立即趕了去。會同大家一起遊行示威，湧到了大使館抗議！此時人們擠滿了整條街道，憤怒地呼喊口號。我這才感到，人民對共產黨的厭惡與反對是如此強烈！如果不是日本警察的保護，當天人們真能將大使館給砸了！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從此我加入了民運組織。
爲了擺脫共產黨的束博，我決心轉入日本國籍。但是按當時外務省的要求：不能參與政治活動。於是從1992年開始，我退出了一切政治組織。終於在1998年獲得了日本國籍。隨着年齡的增長，尤其是我父親去世前，表示要在故鄉買一塊墓地。畢竟我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五年，那種故土觀念始終滎繞在我心中，於是我也產生了落葉歸根的念頭。
2004年底，我在中華食品店無意中拿到了一份《大紀元》時報，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揭露廣州地方政府強行將已經交完一切稅款，有正式政府批文的畫家們蓋好的住宅拆除，致使這些畫家們損失了自己幾乎一生的積蓄，而且有照片證明。我把這張報紙給了途經日本的大姐。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她回到澳洲幾天後，突然給我掛來國際電話，說我是法輪功，並且把我罵的狗血噴頭。這才發生了上面所說的在入國管理局時，接受同學轉給我的《九評共產黨》一事。
2005年3月，我爲了把我一生的經歷，告訴我的子孫，終於寫完了自傳體小說《教授家族》。正在爲出版想辦法時，我姐姐又一次打來國際電話，指責我在泄私憤，咒罵自己祖國……。她並且說：你姐夫命令你，不許繼續寫下去。
面對如此干涉我的自由，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我是已經轉了國籍的人，即使是中國人，按照中國憲法我也具有寫作的權力！你共產黨管得也太寬了吧，竟然管到別國人的頭上來了。簡直欺人太甚！當天晚上我再一次取出《九評共產黨》這部鉅著，重新閱讀一遍，倍感共產黨的無恥、可惡！從此我決心走上反對獨裁暴政的不歸路！
九評不僅給我們指出一條陽光大道，同時也淨化了人民心中對邪惡的懼怕！共產黨抓住了人們懼怕的心理，時時刻刻都在想辦法控制你的靈魂，讓你變成它的馴服工具。但是隻要你從心裏驅除那種不可名狀的懼怕心理，那麼它就是一個紙老虎！楊佳在法庭上受審，庭外上海市民高呼：「打倒共產黨！」「刀客萬歲！」已經萬分明確地告訴了人們，就連國內人民也都不把共產黨當作一回事了，我們在國外，又有什麼擔心的呢？！
在《九評共產黨》的指引下，今天已經有四千五百萬人退出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共產黨的確是害怕了，它們到處抓寫稿人，到處在嚴刑逼供。結果是越抓退黨熱潮越洶湧。它們就是不從它們自身上去尋找根源，因此就加速了它們的滅亡！其實，真正的寫稿者，正是共產黨自己！是它們用它們自己的血腥的罪惡，每天都在寫着九評共產黨。那些真正執筆者只不過是把它們的罪惡歷史記錄下來的正直的人們罷了。
人們說的好：「牆倒衆人推。」共產黨這個連基礎都已經被挖空了的大牆，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在這《九評共產黨》誕生四週年之際，爲了我們憲政民主的早日到來，讓我們大家再努一把力，再加一把勁，讓它更加快速地轟然倒塌吧！
努力，朋友！
旅日華人 王天增
2008 11 23於日本東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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