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天然总裁安德鲁-费瑞（Andrew Ferrier）在报导中披露，毒奶粉事件伊始，中共官员强烈反对公开召回三鹿奶粉，原因是“公共安全”。“他们说必须权衡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在中国这方面的权衡很微妙（they said they had balanced what they called Public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and in China there was very delicate balance in that area）。”
新西兰国家电视一台“星期天（Sunday）”专题报导了对三鹿毒奶粉的调查。(网络截图)
原来在中共的辞典中，“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还有这样的区别。中国人一直以为公共安全（或社会安全）的基点，是中国的广大民众，而孩子更是祖国的明天，民族的未来，他们的安全自然而然的应该成为“公共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现在看来大家都错了，其实“公共安全”和普通民众无关，其真正意思是“中共的安全”。
这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小田进“不得死于三鹿奶粉”：为了中共“安全”，“毒奶粉致死”有指标！“死亡指标”对新西兰人或其他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听起来可能有点象超现实主义的荒诞剧。其实了解中共本质的人知道，2003年SARS病横行的时候，很多医院就接到指标，限定死于SARS病的人数不得超额，所以不少死者“不得死于SARS”，而被贴上其它疾病致死；而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更有密令，被关押法轮功学员“不得死于酷刑”，只能死于“疾病”、“自杀”，有的劳教所警察甚至叫嚣“我们有死亡指标！”“上面有令，打死算自杀！”
“中共的安全”其实是“公共安全”的死敌。没有了中共，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安全”。传《九评》，助“三退”（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才是中国的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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