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郭泉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局对他的连锁打击，源于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地位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的恐惧感，以及中共各派势力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他说，中共不可能改良，只可能在一党独裁的道路上走到死，其力量和势头都在衰减。而他本人的观点代表民意，因此更无所畏惧。
对于外界如何帮助，郭泉表示，“希望大家都来呐喊，让更多的人觉醒，呼吁更多人站出来，像郭泉一样不要惧怕，现在就要靠民众觉醒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大家都来发声，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也是对我的最大帮助。”
被指控“反党”而被调职抄家
郭泉自述，7日晚10点多，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抄走了四台电脑、系列文章《民主先声》以及许多维权资料。当晚10点50分到次日早上10点50分，郭泉被押至公安局进行刑事传讯。
郭泉表示，他们主要是核实那些公开信是不是我写的，我写完后通过何种方式发至境外媒体。他们还说，大纪元、自由亚洲电台等境外媒体都是“敌对中共”的“反动媒体”，叫我不要再和这些媒体联系。
警察对郭泉称，根据上面的要求，你不要再发公开信了。郭泉回答说：我会根据人民疾苦的实际情况做出我自己的选择。
警察还重点讯问郭泉对法轮功和“九评”的态度。郭泉对警察表示，对法轮功的打压，完全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违法行为。而且纯粹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这是非法的。他还表示，“九评”中讲的事情、举的例子，都是符合事实的，也都是经过查证的。
12月6日，南京师范大学党办主任宣布的决议称，郭泉发表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宪法和教师法，并指控他与境外大纪元等媒体和“反党敌对势力”有联络。郭泉说，“当时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和补充，我说没有，我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反党嘛！共产党要不是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了。如果我一直发表公开信而没有受到他们打压，那就是民主社会了。”
中共势头衰减 执政地位受威胁
从被撤销教务到被抄家传讯，郭泉认为，这是当局的连锁打击，源于当局的恐惧感，也是高层各派势力内斗的结果。
郭泉表示，通过谈话，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我提出的：“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由人民来选择执政党”以及“取消一党专政”等。
郭泉说，“其实这就是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地位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感到恐惧。他们感到我的观点对他们形成了攻击和挑战，对他们的执政地位造成了威胁。因为老百姓选择别的党，共产党也就倒了，也算是一种消灭。”
郭泉表示，中共的做法不得人心，力量和势头都在衰减。
他说，“从我发出第一封公开信，过了这么长时间，当局才做出第一个反应，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现象。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监督，以及各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中共的实时打压也越来越困难了。整个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中共的反应迟钝了，势头在衰减。衰减是内在的，内在力量的衰减。他们同时不得不顾虑国际上的压力。”
胡江斗争 中共体制内部分化
另外，郭泉表示，从当局对我打压的时间和轻重程度的处理上，也可看出中共高层各派势力之间斗争的迹象。他说，“我个人认为，打击我的是江派势力。我被教学岗位调到非教学岗位，这是胡锦涛对江派势力的一种妥协。但是刑事传讯是江派势力直接介入。我曾经反复提到，我手上资料堆积如山，他们就是来抄走资料、销毁罪证的。目前为止，表面上是我受到打压，但是还没大到被劳教或判刑，所以胡那一派还是赢的。”
郭泉同时强调说，“但是，他们的内部斗争并不代表共产党向人民屈服，也不代表共产党要走向民主。”
他说，“中共不仅高层分化，而且体制内中下层也都在分化。传唤和以其它方式打压我的人都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甚至还有人讲：我是完全支持你的观点的，我们也不想找你，但是上面叫做的，我们是做给上面看的。这可见连中共体制内部都在分化。给我打电话支持的人里面也有体制内的人。”
“这次传讯我的警察抱怨说，他们的平均寿命都很低，身体高度疲惫，有的地方警察的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他们还抱怨，一个晚上加班费才五块钱。”
民心所向 无所畏惧
在调职以前，郭泉是15个研究生的导师，以及给4个本科班上课，调职后估计月收入减少四五千元人民币。
对于被调职和抄家，郭泉表示，“这次打压只是一个开端，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打压，但是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我是‘老运动员’了，不是新出道的人。我从2002年底介入社会事务，不断受到当局的查询。我不知道我想做的很多事情是否都能做到，但是说到勇气，我确实要比一般人大一些。”
自发表公开信以来，郭泉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问候和支持。他说，“所有打电话的都是问候的，而且是赞同的。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都有。我敢说，我的观点很有民意基础，代表了绝大部份民意，因此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郭泉表示，“只要一有机会上网，我还是继续写我的东西，处理全国各地寄过来的维权资料。”
中国社会进步需要民间觉醒推动
郭泉表示，通过这次打压，让我更认清：靠共产党自身改革行不通了，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他们只可能在中共一党独裁的道路上走到底，同时也走到死。
他强调说，“现在就要靠民众觉醒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大家都来发声、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公开发声，让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界人士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站出来说，产生一系列连锁的蝴蝶效应。”
对于民间可能参与的方式，郭泉表示，就是民众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共同抵制当局的打压。
对于海内外近三千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行动，郭泉认为，“退党这种方式，对我们每个人心灵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根本性的转变，是一种新生。”
郭泉多次公开上书
中共17大后，中国知识界出现公开上书潮。继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和企业家郑存柱发表公开信后，郭泉于11月14日亦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随后郭泉就中石油、中石化59万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等内容写了第二封致温家宝公开信，后又为中国工商银行在“减员增效”、“改革政策”的中成为牺牲品的 13.8多万职工发声，12月5日郭泉就中国各地军转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四次上书国家领导人。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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