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
【人民報消息】《新紀元週刊》創刊號於2007年1月2日發行。當期封面故事是新任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接受新紀元週刊記者的專訪，包括兩篇文章「何俊仁：香港民主黨要做中共政權最大反對黨」、「大中華區的共同障礙是中共」。
何俊仁表示，經驗顯示「低調民主沒用」，妥協並不會減少民主黨人所面臨的壓力，香港民主黨將採取更積極的策略，更加關懷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前途，關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進程，以及更積極支持中國大陸民運、維權和弱勢羣體的抗爭。何俊仁關於「民主黨是中共第一大反對黨」的表態，直截了當地把民主黨聚焦的視野從香港擴展到了全中國。
文章指出，香港問題本質上是中共問題，只有中國大陸解決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問題而實現民主，香港所面對的問題才可能最終獲得解決。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領袖也有類似的共識，即臺灣、西藏甚至蒙古等大中華圈未來的進步和發展，同樣也只有在解決中共問題之後才有可能。
《新紀元週刊》創刊號封面故事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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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香港民主黨要做中共最大反對黨
——低調民主無用 和中共溝通不放棄原則 胸襟眼光放遠至中國
文 梁珍（香港）
12月17日，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主黨換當家，由8月份被襲擊而聲望水漲船高的副主席何俊仁，大比數擊倒對手黨內「改革派」陳竟明，取代前主席李永達出任民主黨第四任黨主席。和前三任主席相比，這個當時被襲擊時被議員同事們聲淚俱下稱「大好人」的新任主席，會引導民主黨走向什麼方向？
週三立法會開會，我帶着雜誌攝影師，約他做專訪。他應我們的要求在立法會門外拍攝幾則硬照，陽光照射下，曾經被毆打爆裂的鼻樑，肉眼已看不出痕跡，我好奇的想，善忘的香港人可能已經忘記了當初的襲擊，但他是怎樣挺過來的？
06年8月份何俊仁被香港黑色暴力襲擊。
近一年的週三絕食仍持續
進入立法會，因爲開會的緣故，房間爆滿，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房坐下來訪問，他爲我們一行人泡奶茶，說要補充營養，我突然醒悟到，週三也是他每週聲援大陸維權絕食的日子，「你還在絕食呀，快一年了，我還以爲你停了。」他淡淡的說了一句，「很多朋友都忘了，有時候甚至我老婆也忘了，但她記得的時候，都會在當天12點後幫我做點吃的。」「有沒有想過停止？」他肯定的說，不會，我認定的東西，一定會堅持下去的。「現下國內的維權運動是最艱難的時候。」
這就是何俊仁，他說，自己不是「火燒起來一剎那光輝」的人物，而是「很有意志，很有毅力的長期鬥士」。
熬過人生中被暴徒襲擊的一大關，當選新主席，對何俊仁來說，是人生中另一個大挑戰。這一次，他把目光放到更遠，他胸有成竹地說，「民主黨是中共第一大反對黨」。以下節錄訪談內容：
6年8月22日何俊仁和歐洲議會副主席在香港聲援中國退黨潮集會上。
走對的路 義無反顧
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實不是火，不是一時間衝動燒起的火把這麼光猛，然後火把就燒完；我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長處，你也可以說是我的短處，就是我不會一剎那很光輝，但我是一個很有意志，很有毅力的長期的鬥士。
我當選後，雖然很多人有很多的期望，但我當選後，我不會即刻告訴你們，我能夠做到什麼，有什麼宏圖大業，有什麼指標，將民主黨翻幾番。我不是這樣，我要告訴你，我的目標方向是很清楚，我的胸懷可以包容很多可以合作的人，甚至很多不同意見的人，我會發揮整個黨的政治力量。
民主黨今後的方向，答案很簡單。民主黨的方向沒有錯，會繼續走我們走出來的方向，只不過要尋求更多人的支援，這個才重要。我們的路沒有錯，絕對是義無反顧。
民主黨的創黨人士都走了一條關心國家、改革社會的路超過20年，我自己加上參加學生運動以來，有30年，我的眼光不只是看香港。不只是滿足於做議員。做議員不是我們的目的，只是一個途徑，爲了幫助我們達成理想。我們這班同事有大的胸襟，有理想。
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我們有國家民主的理想，我們不似有些人，我們只是搞好香港就完了，我們覺得香港的成功，會推展自己的國家民族走向衣冠文物、民主，這是香港重要的地方。
我自己對政治有興趣，不是始於我對香港有興趣，而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前途的關懷。
營救程翔。
作中國民主的示範
我們看香港的民主運動，作爲香港在野反對黨的功能，我們要看我們的大格局。民主黨是很小，只有幾百個黨員，80個區議員，9個立法會議員，對中國來說更是微不足道，就算在香港都不是最大的政黨。
但看整個國家的格局，不計臺灣，我們看中共作爲執政黨所管治的地方。雖然香港不是它直接管治，它透過香港特首間接管治。
在整個中國，民主黨是最大、最有組織的反對中共黨。你看，這麼小的黨，竟然是整個中國裏面最大的反對中共黨。這是第一重要的。香港裏面持續的一些民主運動，比如：平反六四、爭取中國民主化的運動，香港也是整個中國最有組織，也是全中國人民最認同和支援的，如：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
香港本地化的民主運動，也是全中國最有組織，最有實力的民主運動。香港所建立的民主問責制度，也是提供整個中國示範的基礎和單位。因爲民主不只是投票，民主是講怎樣讓執政的人交代問責，怎樣實施政府運作的透明化，怎樣運用議會里面的技巧和議會程序等工具，這方面香港立法會做得相當出色。即使沒有民主也好，而民主黨也會在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令議會的運作越來越成熟、有經驗。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階段，但目前來講，我們是做一些示範、潛移默化的影響周邊國內的地方的工作。當然這還要過程，但我們需要有這個意識。
因爲如果我們只是有局部偏安的心態，就沒有這個胸懷眼光，也不會意識到我們所肩負的重要使命。如果只是想香港我們拿到多少個議席，看政府是否看的起我們，給多少位置，甚至給一個局長的位置給我們，我覺得這是沒有出息的。民主黨不是這樣，我也不是這樣。
與民建聯、工聯會等抗衡
民主黨參加民主運動十幾、二十年，我們很多人對組織的工作，包括黨組織的工作，都是冷手，我們可能沒有公民黨裏面這麼多的大明星，但我們很多人在中層的組織建構工作，社區網絡工作。我們有很多很成功的運作。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香港有80多個區議員，是唯一可以與民建聯等組織，各區的支部抗衡的緣由。它在地區做什麼，我們馬上有回應。我們和這些共產黨全力支援、背後操作的組織（民建聯、工聯會），天天街頭戰、巷戰。這個只有民主黨做到，第二個黨都做不到。也沒有意志也去做。
問∶公民黨呢？
公民黨可能將來可以，但他們需要時間，他們需要時間去發掘更多的社區的、地域的領袖，目前他們的時間還比較短。但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
以上就是民主黨兩個特色。我們會將這兩方面清晰的告訴黨員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性格。我們能夠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下，繼續生存的重要條件。
（問∶民主黨作中國最大的反對中共黨，直接面對中共，這點很特別，對此，您下面的黨員有沒有異議，您是否感到壓力？）
壓力肯定有。就算我自己只理香港的事務，我沒有插手管大陸的事，只要你還繼續允許黨員參加支聯會的工作，只要你繼續參加燭光集會、中國民主化、結束一黨專政。你已經被視爲異類，視爲和中共政府敵我矛盾的關係。
但我們的人願不願意放棄自己的信念、理想，放棄自己的選民，做一個順民呢？我相信我們的黨員絕大部份都不願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隔離、被邊緣化，甚至被打壓，這個是現實。這個現實已經維持了很多年，這麼多年我們都沒有機會建立一個工作關係；這點不重要，我相信我們的黨員沒有後悔，我覺得我們應該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加重要的是有正義感的中國公民，有良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被打壓，卻是義無反顧的。
我很清楚∶低調地處理民主運動這種角色是沒有用的，也不需要這樣刻意地去低調，我也告訴大家，你們不要期望我退出支聯會的工作。我剛剛再參選支聯會，再當選祕書長。
我不是逼大家一定要接受我同時擁有這兩個身份，反正都是選舉出來的。
（問∶支聯會和民主黨分家，任期內你會不會再提？）現下不存在分家，我們是兩個組織。我只是覺得不需要回避而已，我現下做主席又兼任支聯會的祕書。同時，民主黨的黨員，很多人都是很熱心的參與支聯會的活動，這是我們的一種熱心和關注。
8月遇襲後，在香港鎮暴。
對中共抱存幻想沒意思
很多人覺得低調處理和迴避和支聯會的關係，或者覺得和中央溝通，這個和中共關係會好些，我發覺除非你妥協你的原則，除非你講明我和愛國民主劃清界限，否則怎麼做都沒用。
爲什麼這個幻想沒有意思呢？因爲民主黨之前兩屆主席──楊森和李永達都不是支聯會的常委，另外民主黨裏面的一些中核心份子，比如羅致光博士，他也不是支聯會常委，但也曾經有一段時間被取消回鄉證。涂謹申也不是支聯會的常委，鄭家富也不是，爲什麼他們回不去大陸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因。
鄭家富因爲參加過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涂謹申當年試圖想去北京遊說23條立法擱置，就被沒收回鄉信任狀。還有劉慧卿，她不是民主黨，也不是支聯會，也回不去了。所以中共用不給你一個正式的對話或者合作關係，作爲對不向中共政府屈服的人的懲罰，這是一種壓逼的手段，邊緣化你的手段，目的是告訴你，在一些大的問題上，如果你和中央搞對抗，你的意見不會被接受。
所以這些所謂禁區不只是支聯會，劉慧卿的問題是支援臺灣民衆有多種聲音，被指控爲臺獨份子；李柱銘被認爲和美國關係密切。所以，中共有很多很多的禁區。
當你說，我今天退一步，希望和中共領導握手、照相，你就發現你不只是退了一步，可能在你握手之前有很多步要你退，而且以後承諾都不可以再做，否則握了手之後，突然間就說你不能握手，接着你不能回大陸。所以，做人怎麼可能這樣卑躬屈膝。
而且和中共政府官員握手，不等於接受香港民主化，那你做這些有什麼用？就算他們接受，要我們放棄良心，我都不接受，何況要他們接受香港民主化，這些都是幻想。
我們要堂堂正正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公民。我們不屈服，不在原則上妥協，但我需要中共政府知道，我們談，要對雙方有利，因爲大家要建立工作上的關係。你不可以消滅我們，只要香港有選舉的話，我們就會贏，我們會成爲特區立法會的議員。
（問∶你們是否會比以前更加強硬化？）不需要說我們比以前更強，我們從頭到尾都是這麼強。
一個人做人，都會有很多的抉擇。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有很強的道德感，對得住天地良心來做人，夜晚才會睡的着，那你就這麼選擇。有的人覺得我不講這些，我只做一個順民，我不出聲，只要你不取消我的回鄉證就可。我不會強迫別人一定要做一個道德感很強的人，香港始終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只要你每個人做好你公民的責任，不要犯法，不要破壞公德，我不會希望每個人都犧牲自己的東西，來達到道德上或者公義上的要求，好像支聯會那樣去要求批判中共政府、去平反六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每個人的選擇可以很多，但社會上一定要有我們這樣的一羣人。
（問∶是否可以說，你是用良心面對中共？）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很多人比我勇敢。
（問∶很多人都覺得你很勇敢？）不是這樣，我們香港相對大陸的環境來說，我們付出的很少，我不覺得我真的很勇敢。可能我是放棄了財富，放棄了我一些得到歡樂的機會，或者很珍惜的東西，包括回到我的祖國去看我想看到的名勝風景，或者文物。大陸的維權人士，或者多年來，不畏強權，講公道說話的人士，我們看到很多人被迫害，這些人才是真正偉大的。
問：有人說你是一打成名，當時你被打後，民望升的很快，你是否感覺當你經過這一關，堅持下去，就會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當然被打是一生都很難忘記的經歷，有人問我，你會不會擔心有第二次，我不會說我不怕。因爲我正在處理我認爲和這件事情有關的案件，這件事牽涉到很多的利益，是會有一定的風險。但我不會因爲我自己一次被人襲擊，就一生都活在恐懼之中，將那些我應該做的事情放棄掉。作爲一個公職人士、作爲一個專業人士，我更加不會因爲有人威脅我，而放棄我的專職、放棄我的責任。我是揹負了很多香港人對我的期望，我不能夠辜負支援我的人，然後退縮。今天發生在我身上，如果我容忍、退縮、投降，這些惡勢力會更肆無忌憚。他日會發生在其他議員身上，香港變成不衣冠文物、不安居樂業的地方。雖然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不是一個大人物，但我一定要負起責任，去挺住、去支撐住。講句笑話，就算怕都會死頂。雖然有小小的恐懼，但這個襲擊完全沒有改變我任何處事的態度，沒有改變。
任何一個人如果受過沖擊、受過失敗，能夠再起翻身，堅持下去，這是一個勝利，會令受到挫敗的人更加堅強。這次我不幸遇襲，我可以過的去，我相信別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硬頸的人、有勇氣的人；對我自己來說，除了是一個痛苦和身心的鍛鍊之外，外界會認爲我經的起考驗，對我信任要多一些。不過民望高低是一時。當時很轟動，有一些同情分，但這是一時間的，我不會冀望這些很長久的。如果真的要建立自己的民望，必須要得長久的工作、付出。這次我接起民主黨這個擔子，是一個相當艱鉅的工作。做的好，會建立民主黨的民望。
一個黨創立了十幾年，面對很多的危機，中間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人才的錯失，在政府制度和政策的封殺之下，我們有很多的資源匱乏。在黨內有很多冤屈，很多人覺得沒有機會發展，造成一種內部的不和及不協調。因爲既然向外沒有發展，很多的怨氣在黨裏面宣泄，這些都是要好好處理。柳暗花明又一村，講起來容易，但怎樣柳暗花明呢？我覺得不是提供一些位置給你，做到什麼位置，而是讓那些人的眼光胸襟更加寬廣，知道自己不是爲這麼小的民主黨，這麼局部的香港來工作，我們做的工作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爲民主紮根，不只是爲整個香港，而是爲整個國家。
香港是一個偏安之國，在歷史上，偏安之國的人容易喪志，你不會有什麼野心，而且因爲安逸，更加不會願意付出，我希望我們突破這一點，將眼光放遠。香港是根據地和紮根的地方，要更加做的好，我希望民主黨的人和民主派的人有這個眼光和視野。
（問：你怎麼看香港明年的政治情勢發展？）明年香港有兩件大事，一個是特首選舉，一個是區議會選舉。特首選舉民主黨會繼續支援梁家傑，我們會和公民黨合作，成爲一個團隊，梁家傑的競選不是志在贏，而是志在推展更大的民主空間，提升市民參政的期望和意識，也逼那位欽點的特首候選人出來競選，也給市民另一個選擇，並不是曾蔭權講的東西就是唯一可行的。另外，區議會選舉是立法會在08年大選的前哨，尤其是民主黨組織很需要地區的支援。我們候選人的特點不是魅力型明星，而是地區的紮實工作。（問：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關係？）無疑公民黨成爲一股新勢力，民主黨要努力，但公民黨的冒起使民主派的支援增多了。
中國維權運動面臨最困難時刻
目前中國維權羣衆的上訪管道已經被封鎖，當地貪官污吏無所顧忌的打壓維權人士，雖然有些地方緩和了，因爲隨着幾件大的維權案公開了，但內地這樣的政治環境，這樣的格局，官商勾結必然更加倡狂，因爲很多人只看短暫的政治利益，你問他們信不信政治穩定，和諧社會？他們都不相信，因爲他們想希望短暫之內拿到最大的利益，將錢搬走，甚至不放國家裏面。所以近一、兩年，內地正研究、關注和處理「洗黑錢」的問題，因爲太多人貪污，太多人只看朝夕的利益，不擇手段，個個爭着逃出國門。
因爲中共貪官污吏非常害怕這些維權律師阻住他們找錢，阻住他們用最短的時間找最大的利益。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一些中央官員也很心急，要維護穩定，因爲他們知道社會里面這麼多黑暗、不公平、官商勾結的事，他們知道維權律師出來可能一呼百應，發動社會很大的迴響。所以那些維權律師要不你就屈服，給政府收買，去政府機構拿一個人工，一、兩百萬一年，很好的生活。你不屈服，他就拿棍打你。「蘿蔔，棍」你要什麼？
我們做的工作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爲民主紮根，不只是爲整個香港，而是爲整個國家。
(新紀元圖片）